风险投资之父阿瑟·洛克（Arthur Rock）帮助开发IC芯片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创业，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至今已过去约60年。
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硅谷在各个领域不断掀起波澜，将世界卷入变革的漩涡。这里拥有众多代表着美国的盈利能力强的IT大型企业，而且在孕育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排行上保持世界第一的宝座。
毫无疑问，硅谷曾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憧憬的目标。但是，硅谷这个维持高速运转的制造创新的机器是否也终于出现制度疲劳了呢？
对于平台提供商的业务模式和隐私管理，监管机构投去批评和警惕的目光。在新创企业界，经营者肆无忌惮的行为和歧视女性的环境等问题不断涌现。此外，种族和性别导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硅谷的先进形象出现动摇。
自2005年起，我曾在硅谷常驻4年。当时史蒂夫·乔布斯领导的苹果迅速发展，谷歌也形成强劲势头。令人对接下来硅谷会为我们带来什么产生期待。
科技不断进步，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与那时相比显著增强，但如今似乎无法控制已获得的力量。源自硅谷的行动在积极意义上带来惊喜的机会正在减少。
笔者来到面临岔路的硅谷，选择了生物和保健作为采访主题。
“这是给患者的人生带来巨大影响的工作”，美国Guardant Health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Helmy Eltoukhy这样说。该公司分析物流公司从各地运来的血液，早期发现癌症，犹如实验室一般的办公室非常新奇。
该公司附近的Neurotrack Technologies公司采用人工智能（AI），通过人眼的活动来检查认知功能。CEO艾利·卡普兰（Elli Kaplan）认为“大脑是最后的处女地”。
投资者也在展开行动。例如凭借浏览器引领网络时代的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领导的风投公司，相继推出大型生物基金，在基于数据的诊断和治疗等领域支持创业者。
我关注生物和保健领域是有原因的。
今后能够获得人们积极评价并实现增长的企业是直面社会课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如有必要就改造自身。生物和保健与生命直接相关，社会性和公共性也很强。
我认为仔细观察肩负责任的企业的行动，能够获得了解硅谷的潜力和真正价值的线索。需要检验的有3点。
首先是伦理和道德的平衡感。新科技使新的治疗和药物变为可能，但如果百无禁忌的话将出现问题。企业需要针对合理的监管和制度与社会展开对话。
这方面有过教训。过去，从事基因检测业务的23andMe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警告缺乏科学验证，存在损害健康的风险，双方形成对立。这显示出，来之不易的科技如果没有相关人士的理解，也无法发挥作用。
我感觉在现在的硅谷，很多初创企业重视与相关部门和专家的讨论。美国AliveCor公司开发由个人自己而非医生来管理心电图数据的设备，该公司高管Jacqueline Shreibati表示，“人们适应新事物需要花时间”，告诫科技企业不要自以为是、快而不精。
其次是避免医疗贫富差距。产品和服务过于昂贵、健康也取决于金钱多少的业务模式难以被接受。
在斯坦福大学研究医学与AI融合的李佳主张，必须推进科技民主化，使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得到护理。Facebook和美国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com的一把手通过个人捐赠为地区的医院提供支持，可以说是体现了扩大受益范围的想法。
第3点是大企业与初创企业的健康竞争和共存。很多大企业认为医疗市场具有潜力。苹果公司将致力于手表型终端的医疗应用，CEO蒂姆·库克断言：“苹果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将是保健”。
库克还是美国Mammoth Biosciences公司的股东。这家新兴企业借助基因编辑技术诊断疾病。该公司首席执行官Trevor Martin为了普及自身服务，对于和IT大企业的合作很有兴趣。如果形成大企业和新兴势力双方都认可的透明的交易规则，将有助于促进互补。
的确，硅谷有着雄厚的优秀人才基础，创意多样化，问题意识也强。但在这样想的同时，也发现硅谷缺乏绝对且唯一的魄力。或许是因为全球正以超过这里的势头发生改变。
过去创业者追逐梦想的舞台绝对是硅谷。如今在中国、印度和欧洲也可以。全球的城市都学习硅谷模式，寻求掌握主导权。
生物和保健领域也是一样。知名风投NEA的高管认为，不会出现“硅谷1强”的局面。拥有超过1000家生命科学企业和优秀医院的波士顿是强敌。
硅谷能否正确使用科技，获得大家的共鸣向前迈进？虽然觉得硅谷有着孕育新芽的土壤，但我的心情并没有像加利福尼亚的蓝天那样晴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