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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己说，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强健民族体魄”不如“医治民众心灵”更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却曾着文提及：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成绩不好”。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而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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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仙台回到东京后，除了回绍兴与朱安成婚外，鲁迅一直在此滞留。这段时间里他既无职业也无家庭资助，却能在物价昂贵的东京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不但出入歌舞场所，还雇日本女佣，甚至资助二弟周作人留学。
这些钱从哪里来？以他的成绩根本不可能申请奖学金。那么是官方赞助？同乡资助？误中彩票？鲁迅对此终身未置一词。
谜一样似乎无所事事却能滞留昂贵的东京长达5年，度过其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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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二十一条》。这条约人人都知道：等同于卖国。袁世凯深知其中利害，不愿一个人背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表示同意——不签名也可以，辞职走人便是。时任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
所以后来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嘲讽一针见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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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兄弟自此失和，终生不睦。连鲁迅去世，周作人都未前往奔丧，彻底地老死不相往来。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就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致使兄弟失和。
羽太信子的说法是：鲁迅偷窥她洗澡。但如果仅凭羽太信子的指责，周作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断然与大哥绝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智商。
还有一种貌似荒唐的说法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羽太信子同居。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负责，并主动介绍赴日留学的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手。三人在北京同居一院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想让信子一人共侍二夫。这才是最终导致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
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当然被广泛当成了事实。只是对照周作人的原文，哪一种看起来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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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骂为“狗”“乏走狗”“落水狗”的人，几乎都是当时的名流：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这里面很多人家世比鲁迅深厚、学历比鲁迅显赫、为人比鲁迅谦和。
鲁迅骂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杨荫榆是“性变态”，而杨荫榆之所以惹鲁迅讨厌，是因为当时任校长的她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触到了正与许广平暧昧中的鲁迅的痛处。
1937年日军侵华后，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鲁迅骂大学生陈其昌拿日本经费，事实是陈其昌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日本人抓起来装进麻袋乱刀戳死。鲁迅常常痛骂的高长虹在法国留学，听说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辗转多国赶回中国抗日，跟随国军转战大半个中国。
鲁迅骂的是这样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人。之前他鼓励许广平、刘和珍带头反对北师大及教育部，而当刘和珍们去游行示威之时，他却力阻许广平不许前往。然后就有了人人都学过的《纪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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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举世震惊，鲁迅却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他干了些什么呢？12月与“友人”出版旬刊《十字街头》，而鲁迅以“阿二”为笔名发表的，都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协商以军事外交途径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把国民政府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倒像是日军配合军事侵略的心理战传单。
1932年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浴血奋战，鲁迅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全家躲到内山完造的书店里，而这书店据说其实是日本特高科驻上海的联络站——当然鲁迅对此是反驳过的。
就算不是吧，那鲁迅在干什么呢？此时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鼓励中国将士，而1932年2月16日的鲁迅日记记载：“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
对于日本人，一个骂字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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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上海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内多发徽章和照片。许多青年不懂地下工作的残酷，一旦被日军发现难免被杀。
鲁迅是这样说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原来日军不是残酷是认真，青年不是爱国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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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之后，鲁迅不断为苏联辩护。他明明知道苏联肃反中的大规模清洗、杀戮、监禁和流放，知识份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却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章中告诉青年：
像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他若是能再活三十年，多半也是要双手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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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是暴富阶层的水准。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相谈甚欢，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的乐趣，同时骂着当时内外交困艰难前行的国民政府。
“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唐弢《琐忆》）
鲁迅一边安然无恙地骂，一边自由出版着他的《伪自由书》，一边感叹这样的自由是“伪自由”。事实上1927～1937这十年，堪称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正时期。……
当鲁迅离世后被誉为“民族魂”之后，其弟周作人曾说：
“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
所以真实的鲁迅，即便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是过了八十年，人们却是越来越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