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说，虽然40年来，美国曾希望通过外交和经济接触来根本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想法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美国人认为，转向竞争就能达到接触政策所没有完成的目标，甚至迫使中国投降或是崩溃，也会有类似的风险。
坎贝尔是奥巴马时代“重返亚洲”战略的构建者之一。他在这篇题为“不带来灾难的竞争，美国应该如何挑战中国并与中国并存”的文章中说，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双方都需要做好准备，把另外一个国家当成主要大国来共存。
他说，美国必须谦逊下来，承认华盛顿的决策并不能决定北京长期的发展方向。他说，美国的战略应该不以对中国轨迹的假设为转移，而是无论中国体制如何发展，这个战略都可以持续。美国应该寻求实现一个类似于冷战最终终结的状态，并且有利于保护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稳定共存状态。
坎贝尔说，这种共存将包括竞争和合作的要素，美国为竞争所做的努力，目标就是要确保这些有利条件。共存提供了保护美国利益和防止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转变为直接对抗的最佳机会。
他特别强调说，共存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上结束竞争或投降。相反，共存意味着把竞争当作需要管理的一个条件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坎贝尔提醒说，由于美国不再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这可能意味着近期内美中之间会产生相当大的摩擦。
中国不会走向“崩溃”，遏制和新冷战不是选择
坎贝尔在文中解释说，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不应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他说，与前苏联不同，今天的中国是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 ) ”，在经济上更加强大，在外交上更加复杂，在意识形态上比苏联更具灵活性。与前苏联不同，中国与世界紧密融合，与美国经济交织在一起。
他说，冷战真的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斗争。美国此前的遏制战略建立在前苏联有朝一日会在自身的压力下崩溃的预言之上，正像美国制定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乔治·凯南所宣称的那样，它包含了“自身腐烂的种子”。
但是，坎贝尔认为，这样的预测并不是适用于当前的中国。他说，如果以中国最终崩溃为前提或是以此为目标制定新遏制政策是错误的。他说，尽管中国面临着许多人口，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挑战，但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出非凡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虽然经常是残酷的。与此同时，它的大规模监视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实现更有效的数字威权主义 –使改革或革命所必需的集体行动难以想象，更不用说组织了。
坎贝尔说，中国可能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问题，但对崩溃的预期不能成为审慎战略的基础。即使中国崩溃，也可能是内部动力而非美国压力的结果。
坎贝尔说，冷战类比夸大了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存在威胁，并忽略北京与美国长期竞争所带来的优势。坎贝尔说，虽然亚洲热点的冲突风险很严重，但它并不像欧洲冷战时期那样高，核升级的威胁也不大。在柏林和古巴之间发生的那种核边缘政策在美中关系中没有必然结果。中美之间的竞争也没有使世界陷入代理战争，也没有创造出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准备武装斗争的竞争集团。
中国是更具挑战性的对手
但是，坎贝尔说，尽管中国的危险性降低，但中国代表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
在上个世纪，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美国对手都没有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 中国在2014年超过了这个门槛； 按购买力计算，其GDP已经比美国高出25％。 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国是新兴全球领导者，其经济比苏联更加多样化，灵活和复杂。
他说，北京也更擅长将其国家的经济能力转变为战略影响力。前苏联受到封闭经济的束缚，但中国已经接受全球化，成为世界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苏冲突缺乏经济、民间和技术联系，而这些联系决定了中国与美国和更广阔世界的关系。
坎贝尔说，作为全球经济参与者，中国对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学生和游客遍布全球大学和城市;中国工厂将世界上许多先进技术变成现实。坎贝尔说，因为中国与世界这些深层的联系，你甚至难以确定哪些国家与美国保持一致，哪些国家与中国站在一起。他说，厄瓜多尔和埃塞俄比亚可能会向北京寻求投资或监控技术，但他们很难将这些购买视为有意识地离开美国的一部分。
他说，即使中国成为比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也已成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美中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许多跨国挑战– 经济危机、核扩散、全球流行病等方面需要一定程度的共同努力。在冷战时期，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几乎没有。
美中在西太平洋可以共存，美军在太平洋只需威慑能力
坎贝尔说，与冷战时期美苏的全球性军事竞争相比，华盛顿和北京的危险可能仅限于印度-太平洋地区，而美中在西太平洋不是不可以共存的。
他说，虽然美中都不希望发生冲突，印太地区四个潜在的热点：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因为美中都投入了进攻能力，加强了彼此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且在距离更近的地方开展行动。华盛顿担心中国试图将美国军队赶出西太平洋，北京担心美国正在试图将其排除在外。
坎贝尔说，虽然中国对美国飞机和海军舰艇的骚扰，轻微事件有可能升级为重大军事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警告说，任何此类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但两国军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存不应被视为不可能。
他说，鉴于到中国武器的可及范围，美国必须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难以恢复的现实，并集中精力阻止中国干涉其行动自由以及实际胁迫美国盟国和伙伴。北京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将继续作为该地区的常驻国家，拥有重要的军事存在，主要水道的海军行动以及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不过，坎贝尔认为，台湾和南中国海可能会对这种整体方法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军事挑衅或误解都可能轻易引发更大的大火，造成破坏性后果。
在台湾问题上，坎贝尔认为，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可能是最好的战略。在南中国海上，坎贝尔说，北京认识到对航行自由的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后果。
坎贝尔说，为了实现这种共存，华盛顿需要加强美中危机管理和自身的威慑能力。即使是冷战对手，美国和苏联也齐心协力，以减少意外碰撞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他们建立了军事热线，制定了行为准则，并签署了军备控制协议。在空间和网络空间等潜在冲突的新领域增加了升级风险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缺乏管理危机的类似工具。
另外，在每个领域，这两个国家都需要至少与美苏海上事故协议一样正式和详细的协议，该协议是1972年制定的一套旨在避免海上误解的具体规则。美国和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沟通渠道和机制来避免冲突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允许双方在事件中迅速澄清对方的意图。双边军事关系不应再受制于政治分歧，双方高级军事官员应进行更频繁和实质性的讨论，以建立个人关系以及对双方行动的理解。
坎贝尔说，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有效战略不仅需要降低无意冲突的风险，还需要阻止故意冲突，不允许北京利用武力威胁在领土争端中追求既成事实。
坎贝尔认为，要管理这样的风险，美国甚至并不需要在印太地区拥有军事主导地位。为了确保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威慑，美国不需要昂贵的航空母舰，可以像中国学习，发展不对称的制衡能力。他说，正如中国依赖相对便宜的反舰巡航和弹道导弹一样，美国也应该拥抱远程无人舰载战斗机、无人水下航行器、导弹潜艇和高速打击武器。
他说，所有这些武器都可以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利益，即便它们削弱了中国对其进攻行动将取得成功的信心，并降低了碰撞和误判的风险。另外，坎贝尔认为，美国也应该将其部分军事存在分散到东南亚和印度洋，在必要时利用准入协议而不是在建立永久基地。这将使一些美国军力跳出中国的精确打击圈，保留其迅速解决危机的能力。
美中在经济上建立互惠
坎贝尔说，中国将地缘经济视为竞争的主要舞台。中国着眼于未来，在新兴产业和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中国在这些领域寻求支配地位，并拒绝给予西方公司的互惠待遇。
坎贝尔建议，华盛顿应该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建立统一战线，以帮助建立互惠，例如，华盛顿应该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制定一套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涵盖国有企业到自主创新政策再到数字贸易等。
他认为，与中国经济竞争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美国的国内政策。他说，华盛顿必须大幅增加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并投资于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应扩大对各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应采取继续提高美国人口和技能优势的移民政策。
意识形态上： 专注提升民主价值观 ，而不是反中国
坎贝尔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应该专注提升民主价值观，而不是反中国。
他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表明正在表现出一种新的模式竞赛。他说，即使中国没有明确寻求出口其制度，中国也可能最终提出比苏联更强烈的意识形态挑战。如果国际秩序反映其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地位将会对专制制度产生影响。中国与专制资本主义和数字监视的融合可能比马克思主义更具持久性和吸引力，它对独裁者和民主反击者的支持将挑战美国的价值观，并为其自身的恶劣行为提供中国掩护，包括在中国西北拘留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族人。
坎贝尔认为，民主政府更有可能与美国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追求良好的治理，善待人民，尊重其他开放的社会，所有这些往往使他们更加值得信赖和透明，反过来又成为更好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华盛顿可以通过专注于提升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而不是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得分来最好地在政治领域建立与中国共存的有利条件。
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存在增长，美国应该避免在冷战期间过于普遍的做法：只看到第三国与竞争对手政府的关系。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 ，例如在拉丁美洲援引门罗主义，并在非洲发表主要是反对中国的讲话 ， 回应了这种古老的做法。
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在实践中应用这一原则的最明显机会。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不应该在每个港口、桥梁和铁路线的每一个转折点上与中国作斗争，而应该向各国做出有关高质量、高标准投资的最佳投资，这些投资将最有利于进步。
他说，美国及其伙伴支持投资不是因为反对中国，而是因为支持增长，支持可持续发展和支持自由，从长远来看会更加有效， 特别是因为中国的国家主导投资在各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包括，成本超支、无投标合同、腐败、环境恶化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有鉴于此，民主的最佳防御是强调对善政至关重要的价值观，特别是透明度和问责制，并支持民间社会，独立媒体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些措施共同降低了民主倒退的风险，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活，降低了中国人的影响力。这一行动方针将要求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注入多边资金，为各国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
坎贝尔强调说，与中国的共存不能阻止美国反对中国对其本国公民的恶劣和不人道待遇以及任意拘留外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西方对北京对维吾尔人的拘禁的相对沉默留下了道德玷污，因此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应动员国际压力，要求中立的第三方接触被拘留者等。
先竞争后合作，团结盟友
坎贝尔说，虽然美中关系变得更具竞争力，但是美中之间在很多跨国问题上的合作也非常必要。
他表示，美国要确保两国在这种跨国挑战上的合作不是一方的让步，而是基于两国的基本需求。他说，一直以来，在处理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时， 美国倾向于把合作放在第一位，把竞争放在第二位。而中国的做法是竞争第一，合作第二，在很多时候，在战略领域，甚至明确或是暗示用合作来得到美国的让步。
坎贝尔建议，在未来的合作中，美国应该避免一味地追求合作，使其变成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竞争可能反而会换取北京的更有效的合作。
他说，在北京许多官员的零和游戏思维中，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对他们非常重要。他说，鉴于这种敏感性，未来在与北京的关系中，华盛顿应该展示出坚定，甚至加大中国的成本，这样反而能找到共同的事业。
他说，最好的方法是先竞争，后提出合作。拒绝就中国在国际挑战上的帮助与美国的让步联系起来的任何谈判。
坎贝尔在文章的最后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必须超越美中两国的关系。美国应该利用自己最大的优势–盟友和合作伙伴。美国与盟友及其伙伴的联合力量将影响中国在所有领域的选择。
坎贝尔说，这是特朗普政府应该记住的一个教训。特朗普政府没有利用这些持久的优势，而是疏远了美国的许多传统朋友 — 关税、对军事基地的支付要求等- 以及放弃或破坏关键机构和协议。
他说，从联合国、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国际组织都是美国帮助设计和领导的机构，并已在航行自由、透明度、争议解决等问题上建立了广泛接受的规则。退出这些机构为美国提供短期的余地和灵活性，代价是美国长期的影响力，并使得北京重塑规范，扩大自己在这些组织内的影响力。
坎贝尔说，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这些联盟，把它们视为资产，而不是需要削减的成本。在任何条件下与中国建立共存关系都将是一项挑战，但如果没有帮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如果美国要加强威慑力量，建立一个更公平，更互惠的贸易体系，捍卫普世价值观，解决全球性挑战，那根本就不能单打独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