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数十万人顶着香港的炎炎夏日，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反对一项不得人心的法案，受到广泛质疑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已经暂停修订这项允许将逃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并宣布法案已经“寿终正寝”。但她拒绝正式收回法案，也拒绝满足抗议者的其他要求，包括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方的行为，以及直接选举香港领导人的权利。
林郑月娥的强硬立场助长了现在已经成为常态的抗议活动，其中一些抗议活动出现了急剧升级的情况。最近几周，抗议者冲进该市的立法会，在一家豪华购物中心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包围了中国大陆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
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些抗议者、支持建制派的活动人士，以及其他陷于冲突的人，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想法。
以下是他们的回答节选，鉴于篇幅的考虑及为了表述的清晰文字经过编辑：
亨利·冯(Henry Fung)，17岁 高中生、反政府抗议者，认为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手段
我以前没有真正抗议过，甚至没有参加过游行，但我觉得如果不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应得的自由，我可能就永远无法再得到了。我们想要用和平的方式，但在压迫之下，我们需要反抗。
我们做那些和平抗议者不敢做的事情。只有当我们占领了一条街道或一栋建筑后，他们才会觉得现在可以出来坐在那里了。当我走到前面时，我很害怕。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可能会受伤，甚至被捕。
我哥哥也支持我，但由于工作，他无法加入抗议活动。我父亲发现这件事是因为我6月12日未参加考试，学校打电话给他。他会说这很危险，在前面打警察的抗议者都是闹事的，让我不要跟他们一样。我觉得这样讲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但我不会生他的气。
亚历山德拉·黄(Alexandra Wong)，63岁，退休，经常站在抗议人群的最前面，挥舞英国国旗
我之所以挥舞英国国旗，是因为我想提醒中老年人，回想一下1997年（那一年英国将香港交还中国），以及英国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香港政府和共产主义政权一直想侵蚀我们的自由、我们有限的民主、核心价值和法治。
我没有学过政治或社会学，但我通过生活经验了解了民主的宝贵。我在奥地利生活了12年半。我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在香港出生长大，此外也是在美国的移民。政治制度的差异可以极大地改变人们的幸福感——天壤之别！我需要跟学生一起站在最前面。我想跟他们一起，坚持到最后。
卡尔文·苏(Calvin So)，23岁 厨师 参加抗议 7月21晚正在元朗镇暴徒袭击抗议者的受害人
当时是晚上9:45，我下班沿着一条河走回家。我看到很多手持武器的白衣人，我说，“哇！这么多人着白衫。”我说完之后，那些人走上前来，冲我大喊大叫。其中一个开始打我，接着是更多的人。我继续往前走，他们全都开始打我。当时包围我的肯定有20来个人。
这些人用藤杖或旅行手杖之类的东西殴打我。我看不清他们到底用的什么，但我看到其他人也拿着这类武器。我感到害怕又不知所措。我看上去根本不像他们的目标。没有人来帮我。在袭击中，有人把我的手机扔到了河里。我直接跑掉，找到一家便利店，在那里叫了紧急救护服务。一些警察赶到，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佩里·迪诺(Perry Dino 艺术家（本名Perry Chan），即便警察发射催泪瓦斯仍在用油画记录抗议活动
我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记者相差无几。我来这里是为和学生们站在一起，无论晴天还是下雨。人们可以在抗议中拍摄数千张照片，但我只创作一幅画。照片可以被删掉，但要毁掉我的画，你必须得烧掉它们。
我在现场画画时，一个外国人让我把画卖给他，但我拒绝了。我担心如果画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可能会从历史上消失。我想它们需要留在这里，以便下一代人能在关于香港民主的展览中看到。很少有画会用催泪瓦斯为原材料。
林青（Lam Ching，音），28岁 探险营教练，志愿在抗议活动中提供医疗救助
在近期警察和抗议者的冲突中，有太多人受伤，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希望尽自己一份力量，给他们提供急救治疗。我感到非常愤怒。这本应是个政治问题，但政府把它变成了一场警察和香港人民之间的冲突。我们都是香港人。我真的希望香港警方能保持专业态度。我真心希望，他们能重回理性和克制。
苏小青（So Hiu-ching，音），16岁 高中学生，和平抗议者
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不是因为抗议活动。之所以有抗议活动是因为社会动荡不安。我真的希望政府思考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发生了这么多事，这么多年轻人的希望已经破灭。他们能负起责任吗？你为什么不能说你会撤回法案？
在观看抗议活动节目时，父母有时会哭，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很抱歉。”我不想跟我的孩子重复这句话。我想要为我们想要的香港而战，而不是不得不告诉一代又一代人，我们做的不够。我很高兴父母理解这一点。但也有一些冲突。有时候他们会说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和政府作斗争？你做了这么多，会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我们不能放弃，因为我们试都不试的话，是不会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