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大规模抗议活动震动世界的半自治中国城市拥有740万人口，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居住地。人们不满于日常生活日益受中国大陆影响，加上渴望由自己来选择他们的领导人，都推动着抗议者的行动。但在这种政治愤怒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对自身经济命运深感焦虑的潜流，他们担心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用比纽约、伦敦或旧金山更高的租金，只能租到一半面积的公寓。近五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82美元。“我们本来觉得更好的教育会带来更高的收入，”有大学学历的55岁抗议者肯尼斯·梁(Kenneth Leung)说，“但在香港过去20年里，人们也许能够接受到大学教育了，但并不会赚到更多的钱。”
肯尼斯·梁加入抗议活动是因为香港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计划，在那里，法院由共产党控制，逼供的情况很常见。但他也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他是一名保安，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时薪5.75美元。
他住在违章分隔开的公寓里，像这样的公寓成千上万，里面生活着21万香港居民。有些公寓非常小，被称为笼子和棺材。相比之下，他的房间还算宽敞，有100平方英尺（约合9平米），可以睡觉、做饭和生活。在支付了食物和其他生活费用后，有时剩下的钱难以支付每月512美元的房租。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香港的贫富差距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是世界上最明显的贫富差距之一。它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工作时间和最高的房租。房租在过去六年上涨了近四分之一，而工资跟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过去10年，房价上涨了两倍多。
房价中值是家庭年收入中值的20多倍。
这些在五年前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当时被称为“占中”或“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的抗议活动封锁了该市部分地区数周时间。法国的“黄马甲”(Yellow Vest)等类似的抗议活动也表明了同样的焦虑：蓬勃发展的全球经济让太多人掉队。
“那里的生活条件是很吓人的，”居住在香港深水埗区隔断公寓中的肯尼斯·梁说。像许多抗议者一样，他戴着口罩以避免被警察识别身份。“那里的生活条件是很吓人的，”居住在香港深水埗区隔断公寓中的肯尼斯·梁说。像许多抗议者一样，他戴着口罩以避免被警察识别身份。
今天，抗议者的焦点是香港领导人搁置但未彻底取消的引渡法案，以及在一个受北京影响的政治体系中推动直接选举。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有自己的法律，但抗议者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破坏香港的独立，它选择的香港领导人是为北京、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大公司工作，而不是为人民。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者表示，她正试图解决香港的问题，尽管他们承认她犯了一些错误。亲北京的官员说，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与大陆实现更大程度的融合，而不是减少这种融合。香港立法机构立法会中亲北京的自由党领袖锺国斌(Felix Chung)说，年轻人可以利用香港政府帮助创业者的一个项目，在联系着香港与大陆的新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做生意。
“从珠海到香港往来有什么大不了的？”锺国斌说，珠海是附近的一座中国城市，也是该项目的一部分。“香港人被宠坏了，”他还说。对菲利普·陈(Philip Chan)来说，这些反应表明香港领导人已经和民众脱节。27岁的菲利普·陈是抗议者和公立医院的护士，目前仍与父母住在一起，与30岁的姐姐共用一张双层床。他睡在下层。
“中国政府不能向我们保证任何事情。就拿言论自由来说，我们怎么能忍？”菲利普·陈说，他指的是中国政府屏蔽了Facebook和WhatsApp等互联网应用。住房问题是许多烦恼的根源。太多人因房价过高被挤出住房市场，很少有不与父母或家人同住的年轻人。
“很多香港人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比如房价高企，”菲利普·陈说。“他们努力工作，但是没法挣到足够的钱来改善生活条件。他们看不到未来，所以感到沮丧。”
香港坐落在一系列岛屿以及从中国大陆向下延伸的大片山地上，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用于住房建设。批评人士说，政府偏袒房地产开发商的政策使情况更加糟糕。他们说，政府通过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来赚钱，因此它会调整销售速度，实现收入最大化，并倾向于开发豪华住宅，而不是经济适用房。
他们提到去年，活动人士曾要求市政府官员考虑将一片高尔夫球场改为公屋一事。这个54洞球场内驻有一个2600名会员的高尔夫球会，周边就是香港的混凝土多米诺骨牌式景观，它本可以用来修建可容纳3.7万人的公寓。最终，政府选择留出这片土地的不到五分之一。
“整个体制完全被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所控制，”支持抗议运动的香港职工会联盟(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李卓人(Cheuk-Yan Lee)说。政府还偏袒富有的大陆人，认为中国买家可以推高物业价值，让香港家庭感觉更富有。2003年，香港爆发了抗议活动，反对一项禁止煽动叛乱、颠覆国家政权和叛国行为的争议性法案，此后，香港官员放宽了对大陆投资的限制。尽管这项提案被否决，但总体结果却是物业价格飞涨，这让房主更富有，却把一代人挤出了市场。
“很多年轻人认为在经济和政治上几乎没有出路，而这是他们对现状产生绝望与愤怒的背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说。
这座城市的经济适用房一直没能跟上步伐。
当前，超过25万人在等待获取公共住房。这一数字甚至可能更大，但香港官员已将收入上限限制在每年1.2万美元以下。批评人士称，香港官员拒绝改变这一门槛，是因为这意味着香港将不得不建造更多公共住房。
“对于生活贫困的人而言，政府对公共住房资格的要求不现实，”倡导组织本土研究社(Liber Research Community)的黄肇鸿(Brian Wong)说。工资上涨的速度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特别是低收入阶层。香港的最低时薪约合4.82美元，这一数字政府每两年更新一次。多个非营利组织已呼吁政府将其上调至7美元，这是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根据平均家庭成本所计算出的香港最低“维生”工资。
立法者指出，今年早些时候的最新一次最低工资上调，是自香港设立法定最低工资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但他们也强调保持香港相对于外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香港的企业税在全球主要城市中属最低之列。很多抗议者表示，直接选举将在这些关键经济事务上给予他们更大的发言权。
抗议者罗杰·郑(Roger Cheng)现年52岁，从事消费产品销售工作，7月1日参加和平游行时，附近的另一群人开始用金属棍棒冲击立法会的玻璃门。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不打算去反对这种暴力。“我们想要比较和平的抗议方式，”罗杰·郑说。“但也不反对比较激进的方式，因为香港政府完全没有反应。”
科创曲高和寡，缺乏社会基础
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到底怎么解？政府也在积极寻求出路，靠科技创新就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即便出不了苹果、华为、阿里巴巴，有三星、台积电、大疆、星巴克、喜茶也能极大帮助香港，摆脱产业的极端畸形。
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人尽皆知。从政府和政策层面上，港府也并非没做出努力。回归伊始，董建华提出数码港、中药港、红酒港、香港科技园，2015年成立了香港创新科技局。可创新最重要的是整体社会气氛和人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后者，政府再怎么支持都是虚数。
从传统上看，香港是功用型社会，和“创新”二字没什么缘分——这从今年刚放榜的12名香港状元，10个都去学医就可略窥一二。香港社会对专业人士有宗教般的迷信。学习好的人，朝着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师、公务员全速奔去。这些职业薪水优厚，能达到一般工作的三到五倍，甚至更多，是跨越阶层的捷径。可它们对社会起的基本是保障功能，对把饼做大、发展生产力，没有根本性贡献。
科创氛围还需要基础教育推动。而香港的初中阶段，虽有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科学，但没有强制升学考试，落实课堂教学成果。高中课程改革之后，高考科目是中文、英文、数学、通识以及两门或以上自选科目。可选范围有经济、地理、物理、历史、文学、计算机、实用科目等等，学生往往出于现实主义选择实用学科。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基础自然科学知识，不容乐观。
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固然可以引进人才。在此策略之下，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平也不低。可走进高校的理工科实验室，内地背景的教师学生占了大半壁江山，外加一些非华人，本地人凤毛麟角。总体来说，香港的科研水平，与本地社会交集不大。科研人才出于多种因素，择业大都不留在香港，因此空有实验室高水平，难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高附加值产业，本地青年受益不多
前路走不通，香港立足巩固基本盘，发挥传统优势当“掮客”，为中国及世界交往提供服务，行不行？答案是肯定的。回归以来，在中国崛起、中央扶持、中外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础上，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稳中有升。航运和贸易中心角色下降之后，香港又发展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保险中心等角色。
这些确实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来自全世界的非华人，世界各地出生长大的二代华人移民，移民又回流的港人，国外接受教育赴香港淘金的内地人，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漂、引进人才等等，全在分这杯羹。有机会抢这块蛋糕的港人，怎么也是中产阶级以上，大多从小念英文学校、大学上中港科（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或者直接出去留洋。
基层出身的人能不能玩命读书，争取机会呢？在香港，升学看出身、比财力的程度远远高于内地，世袭制、赞助制等教育精英化、贵族化现象大量存在，教育固化阶层是既有社会现实。想通过教育翻身，在香港比在内地难。也正因如此，众多回归之后带给香港的机会，基层年轻人并没有分到多少。他们能看到是：回归前只是有些洋人抢机会，现在又多了一大批来香港“搵食”、与本地社会感情联结不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