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超过40亿人口的亚洲的关键词是多样性。亚洲直面经济和社会问题、宗教﹒民族问题、固有习惯等众多差异所带来的摩擦，但各国和各地区在探索共生的道路。
在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地新竹。来自印度的女性技术人员帕拉比（音译，31岁）在半导体企业台湾积体电路制造（TSMC，台积电）负责与客户沟通技术的业务。她进入公司仅3个月就被提拔承担这项重要工作，其本人表示“我具有快速学习，找到解决对策的能力”，似乎没有一点胆怯。
地区内交流越来越活跃
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握有5成份额，是台湾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性企业。该公司的人力资源副总经理马慧凡表示，从设计初期开始就对客户提供支持的情况出现增加，我们需要很多逻辑思维能力优秀的人才。台积电看中的是印度技术人员，录用了超过100人。
擅长逻辑思维和数学的印度人的IT能力优秀，通过人才供给和软件开发外包支撑着美国IT企业的发展。帕拉比表示，“这些人才现在开始转向亚洲的大型企业”。
亚洲有着像台湾这样制造业强大的地区，也存在像印度这样软件实力强大的国家。例如只有560万人口，却拥有金融和人工智能（AI）等高级人才的新加坡等国。在富有多样性的亚洲，人才和技术的交流越来越活跃。
例如，腾讯控股旗下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AI领域展开合作。
南洋理工大学是AI论文被引用数量位居世界第2的知名学府。前海微众银行活用中国大陆诞生的庞大数据，开发出5秒判断信用等技术。分别代表两国所擅长技术的双方35名技术人员携手开发使用AI为资产管理提供建议的服务。
与发达国家产生摩擦
在亚洲，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经济腾飞。形成了各国一边提高技术实力，一边将组装工序和纺织产业转移到人工费低廉的落后国家的“雁阵”发展和分工模式。
随着数字化的浪潮，这种分工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智能手机等IT设备在新兴市场国家也得到渗透，经由网络的服务快速发展至可以比肩发达国家，融合知识和优势的合作出现扩大。东京大学教授坂田一郎将这种新的成长模式称为“并进”模式，认为“如今的亚洲容易诞生超过发达国家的技术，过去的积累变得不再重要”。
与此同时，崛起的亚洲也面临着新的课题。那就是伴随着成长的与发达国家的摩擦。美国特朗普政权敌视华为，迫使各国调整与华为的业务往来。如今，台积电等华为的客户企业面临着订单下滑的风险。
随着亚洲的存在感提升，遭遇摩擦的场面也将出现增加。诞生新的分工和发展模式的亚洲要做好登上世界舞台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