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最近出版了访谈集《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的英文版，该书记录了八九年的民运与“六四”镇压当中，一些工人与老百姓的遭遇。《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那些为革命而战的人，他们被送进监狱，出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已经突然远离了政治，拥抱消费社会的颓废乐趣以及民族主义廉价刺激的国家。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30年前的那些事情。”
廖亦武亦曾因在“六四”当晚朗诵和制作长诗《大屠杀》磁带，传播到中国20多个城市，而被判刑4年。出狱后写出了《吆屍人》、《上帝是红色的》等作品。2011年流亡德国。以下是《子弹鸦片》中文版的节选，作者提供，文字有删节。
2005年12月17号深夜，北风怒号，我跟随因“六四”坐牢七年的画家武文建在北京大山子一带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正晕头转向之际，却从大街对面的居民楼里，突然钻出一条黑影。瘦高个儿的王岩解释道，白天出不来，傍晚也不行，爹妈严防死守，怕出事儿呢。只有等到这时候，两老没动静了，才敢溜出门来。
接着走街串巷半小时，找到一家野鸡旅馆。武文建掏出身份证，要了顶楼拐角的标准间，当我们在肮脏的床铺上盘腿坐定，已经接近零点了。
王岩在“六四”当天点燃一辆军车，后被判纵火罪，刚出狱。三根光棍都是“六四”罪犯，抽烟是免不了的。没一会儿，整个房间就云遮雾绕。但我们不仅不开窗，还放下窗帘，因为怕被盯上。我一直感觉肚子不舒服，但咬牙忍着。录音机转动很久了，另外两人却不管不顾，一阵又一阵闲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什么时候王岩回到正题的，我已经忘记了。
廖亦武：你的名字叫什么？
王岩：我的名字一点不重要！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这种人就是大伙儿眼里的傻X呗。
廖亦武：那1989年学潮，满大街游行示威的老百姓都是傻X。
王岩：当时呀，胡耀邦一死，大伙儿呼啦一下就上街了，时间太短，根本没来得及想清楚为什么。不像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开头热，中间比较热，最后就降温了。我一工人，二十四岁的毛头小伙子，不就是顺应爱国的时代潮流吗？
廖亦武：听说你上过大学的进修班？
王岩：对对，像同一时期都市电影主角，英俊、洒脱、正直、时髦，一边在石景山附近的钢铁厂工作，一边在北师大分校学法律。我们的老师非常开明，我从他的嘴里，第一次知道西方的法律比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法律，领先三百年，这和刘晓波的“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高论，精髓一致。还有苏晓康的电视片《河殇》，经过中央电视台播出，搞得家喻户晓，我的脑子也装满“开放的海洋文明”、“封闭的内陆文明”、“中国何去何从”之类的大问题，一天到晚找人辩论。
廖亦武：觉悟高啊。
王岩：大伙儿的觉悟都高，我就显不出来了。所以1989年的学潮，是民心所向，水到渠成。胡耀邦有个性，几年积累的威信，就超过邓小平，你个老臭矮子眼红，就蹦起来硬生生扳倒；人家一死呢，又朝天上猛抬，定调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套猫哭耗子的把戏，上至八十岁老太太，下至八岁的小娃娃，都看得穿。所以大伙儿起来闹，要公道，要民主，要自由，要高官家族公布灰色财产。你他妈的不乐意，用高压水管子冲散也就罢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就是这样吗？有人流血，有人坐牢，可没死人嘛。可这次，几十万军队围剿北京，开枪杀人，谁受得了？谁碰见过？
廖亦武：于是你受刺激了。
王岩：6月4号大早，我骑一辆火红色自行车，穿一件火红色T恤衫，配一条绿裤子，出门上班。大约七点多钟，我路过石景山区政府附近，不料大街断了，被几千人给堵断了。
廖亦武：这时候部队早已进城。
王岩：早已占领天安门。可还有一辆装甲车歪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挡下的。人流来来去去，漩涡一般围着它打转，我插翅难飞，就干脆把车锁在一边，游泳似地两手扒拉 ，朝里猛扎。
廖亦武：嘿嘿，一个浑身火红的时尚青年投入灰色人海，蛮有画面感嘛。
王岩：应该是白色人海。1990年代之前，中国长期的时装流行色，一是白，一是绿，所以我还算抢眼。我挤到装甲车跟前，埋腰观察，见有些带钩的铁环嵌入履带，还有一根铁棍斜插着。这铁疙瘩被卡死在原地了。
廖亦武：这简单的路障蛮厉害。
王岩：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嘛。
廖亦武：当兵的呢？
王岩：没影儿。问大伙儿，也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也没人清楚昨晚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大街上的群众，去一波又来一波，跟自由市场似的，却都对同一种东西感兴趣。不仅感兴趣，而是对同一种东西义愤填膺，拳打脚踢。装甲车被搞得污迹斑斑，棒子、石块、砖头左敲右砸，留下若干狗啃一般的痕迹。大伙儿的情绪还在升温，整个北京城的情绪都在升温，他们开枪杀人了，我们却无可奈何，只好拿瘫在这儿的不中用的铁疙瘩出气。
我受现场气氛感染，我的眼睛红了，变成跃跃欲试的公牛。我给装甲车两个飞腿，哎哟，震得生疼！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点了它！我马上同意，好，点了它！接着大伙儿都喊，点了它！打雷一般响。再接着，有人递给我打火机和纸。我回头说，这光溜溜的铁疙瘩，该怎么点啊？于是有人出面，东拍拍西敲敲，找出隐蔽的油箱，旋开盖子。我将纸条伸油箱里浸透，点燃了，丢在车底。这样不行的，有人说。就叫我重新点一张纸，直接丢油箱里。装甲车轰地一下燃了，火苗儿直往天上窜。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群众欢声雷动，太过瘾了。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我就趁乱找回我的火红自行车，继续上班去。
廖亦武：怕不怕？
王岩：当时没感觉怕。但是事隔多年我在想，递给我打火机和纸的，还有教我怎样点燃车的，到底是谁？
廖亦武：回忆起来了吗？
王岩：太久远了。脑海一片混沌。但是，许多便衣特务夹杂在人堆里，也不排除特务教我点火，借此挑起更大事端，再顺势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不过，我算比较幸运，因为在“六四”期间，只要涉及烧车，涉及打砸抢，几乎都毙掉；枪口留人的，至少是死缓。当然，暴徒里也有小孩，比如张宝胜，才十五岁，农村放羊娃，因为抢军车，就“从轻”判处十年以上，在监狱里还尿床呢，还长期高调说梦话呢。与张宝胜年龄相仿的，还有好几个，都因为设路障、推军车、扔砖头，被人拍照，罪证确凿，就进“监狱大学”了。据说有个光脊梁小子，嘴角叼烟，左手摸车屁股，右手亮V，也就是胜利符号，也被“从轻”判处十年以上。
廖亦武：所谓“形势所迫，命贱如草”。
王岩：那个6月，真是血染的，前一阵，李鹏总理还保证“决不搞秋后算账”，可后一阵，报纸和电视里天天有人“落网”或“伏法”。我还是照常上班，没犯过案，没坐过牢，就总是心存侥幸。直到7月23号早晨，单位人保处接到通知，跟着，警察蜂拥而至，我当场被捕。
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接下来呢？
王岩：一进丰台分局看守所，脚镣手铐就甩了出来。几个人扳倒我，先将亮锃锃的洋铐换成锈迹斑斑的土铐；接着上脚链，榔头起起落落，叮零当啷，拇指粗的铆钉就砸入铁环。我万念俱灰，身子软得跟面条似的。
廖亦武：还没判刑，就“死犯待遇”了？
王岩：我是“六四”天安门清场之后烧的车，属于“顶风犯案，罪大恶极”，都以为死定了。如果我落网得早，正在杀人高峰期，也死定了——也许冥冥当中，真有神在保佑，才白捡一条命——于是，从7月入狱，到12月判刑，我都是镣铐加身。
廖亦武：我和死刑犯在同一号房呆过，那种日子太可怕！
王岩：对，稍后又升级，转市局七处看守所。因为是“准死犯”，号房再怎么挤，都得留出空位，至少能够躺平；其次，没挨过打，没受过其他犯人的欺负。可精神的煎熬，无时无刻，无昼无夜。眼睛傻傻瞪着，就是睡不着；眼皮都打架了，脑子还在疯狂转动。我才二十四岁，头发就斑白了。我老在捉摸，枪毙的瞬间，会发生什么？脑浆炸开，完了？真的完了？那灵魂呢？佛教书里说的“转世”呢？
廖亦武：周围在干什么？
王岩：闹哄哄的。有新贼进来就更闹。有段时间，号房装不下了，还往里塞，警察在门外嚷嚷，再挤挤，再挤挤，大家都是人，大家的肉都有弹性。他妈的，于是有整整一排新贼，靠墙罚站，想睡也只能靠墙，像公鸡那样立着睡。厕所在号房内，夏日闷热，加上肉贴肉，一蒸腾，那个臭啊，一浪接一浪，浸透肺腑的臭啊。怎么办？怎么混？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嘛。
王岩：对啰。进一新人，脱光；大伙儿都是光的，不稀罕，可这新人，不仅脱光，还得用嘴叼着自己的内裤，呼哧呼哧，在大伙儿的胯下钻来钻去擦地板，他得具备老鼠的机灵劲儿，否则就会被踩，被踹，被踢。还有一可怜虫，被牢头逼着，当众吃自己拉出来的蛔虫。他总共拉了六根，都捏在手里，蛔虫还是活的呢，他就送进嘴嚼烂、吞下，然后端起菜汤，灌一口，咂咂嘴。不准愁眉苦脸，只准面带微笑，似乎蛔虫和大便是人间美味之极品。
廖亦武：哎哟，听不下去了。
王岩：我被提讯几次。出庭那天，还镣铐加身。我抱定必死之心，除开贴身的穿戴，其他生活用品都分赠同号的难友。《红楼梦》里，有句写鲁智深的，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当时的心境也差不多，还盼着尽快解脱。“六四”那么多冤魂，我不过追去和他们作个伴儿。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又活啦！没想到又活啦！法官宣判“无期徒刑”，我都傻掉了。上不上诉？当然不上诉。押回去，还是镣铐加身，可心情爽极了，快平地起飞了。没办法，对不起，没死成，我还得把送出去的东西一一要回来。包括被子、牙膏、衣服、盆子，我还得继续用啊。
回到号房，按规矩，该解除镣铐，可不知咋回事儿，没人理。十日上诉期结束，我还自己撕了条内衣，仔仔细细，将铁链的每个环，擦得寒光闪闪。我躬腰欣赏了半天，让镣环碰出高高低低的音节，挺美的。
第二天，外面叫我名字。我给大伙儿作个揖，搂着自己的被褥，就出门，转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老监狱，迎面是著名的“王八楼”，两层，椭圆顶，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铁栅栏。见我拖着铁链，接手的警察还嘀咕，怎么回事儿？不老实吗？送行的陪笑说，该死没死，就连镣带人过来了。
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王岩：劳改就这样开始了。首先剃光头，换囚服，佩戴名牌，然后进筒道，叽哩呱啦背《监规》。待滚瓜烂熟了，就编羽毛球拍，久而久之，手掌就起老茧。筒道两边，是一个个号房，号房内，有六张两层的铁架床，关押十二个犯人。警察在外圈，一般不进筒道。所以就形成了“以犯治犯”的封闭式地盘。
牢头的号房是不锁的，他们拉帮结派，在筒道来回巡视，如果有谁眼神透出不满，拖出来就一顿痛打。使大棍子，揍得你死去活来。叫喊没用，警察根本不理。牢头是耗子洞里的太上皇，犯人家属探监送的日用品，也是他们先享用，剩下的才轮到你。
廖亦武：你挨过打吗？
王岩：我挨过两大嘴巴，还得装笑。牢头都是杀人、强奸、人贩子之流，“六四暴徒”中，受过他们欺负的不少。直到1990年12月26号，几百“暴徒”集体转到北京市二监。
廖亦武：宽松点吗？
王岩：二监是新修监狱，比较敞亮，不像苏联人造的一监，阴沉沉的。可这儿的劳改太过分，按老警察的“经验之谈”，只有把每个犯人都累成热天的热狗，不断大喘气，才不会胡思乱想。
廖亦武：什么胡思乱想？
王岩：比如盼望“六四”平反啦，秘密收听海外电台啦，传播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啦。开头两三年，大伙儿都以为牢坐不久，渐渐希望越来越渺茫。邓小平也南巡了，共产党也改变策略了，“一切向钱看”的春风吹进监狱，传统的“政治学习”也松懈下来。于是，我们摇身一变，成为卓别林扮演的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先造乳胶手套，流程到“六四暴徒”这儿，是最后一关。我们剪掉多余的虚边，再查是否漏气。每张嘴都嘟着，噗噗地吹。而粘在手套间的滑石粉，随着吹气，哗啦弥漫开来，像雾状的球。没一会儿，我们的脸就沦为“粉白脸”，接着，整个身体也沦为“粉白身体”，像京戏里的吊死鬼。
开头，大伙儿的手脚不熟练，每人每日的定额是两箱，也就是两千只；过了一阵，定额水涨船高，止不住了，就日以继夜地干。警察为鼓舞士气，也破天荒，通宵不锁号房，让大伙儿将劳改阵地从床铺转移到教室。
廖亦武：为什么？
王岩：号房窄如鼠洞，滑石粉尘一弥漫，对床同伴的面孔都辨不清楚，更别提睡觉了；而教室有窗户有空间，空气好许多。夜半三更，大伙儿着魔一般，在那儿噗噗吹气，然后装盒子，装箱。经常是凌晨四五点，还在运转，如永动机。
廖亦武：怎么受得了啊。
王岩：远远传来鸡叫，没听见；起床的电铃突然哇哧哇哧，浑身一抖，梦醒一般，人就软掉，面条似的，躺到地上，突然睡死掉。这段日子，有人创造了奇迹，昼夜只闭眼两小时，完成定额十六箱，共一万六千只；有人累得爬不起来，还落下终生的矽肺病；有人中途挺不住，就朝自己的胸口啪啪拍钢针，想死死不了，抓狂啊。
廖亦武：这些乳胶手套的用途？
王岩：比较粗厚的，是日用品，洗碗洗锅，在任何超市都能买到；比较细薄的，是医用品，医院专用。据说我们的产品是通过北京乳胶厂辗转出口，美国公司有订单。
廖亦武：这是劳改产品呀。
王岩：大家心里明白。所以有一天，七中队有个叫石学之的“六四纵火暴徒”，写了许多英文纸条，塞进手套。
廖亦武：什么内容？
王岩：请好心人互相转告，救救我们！救救中国！自由民主万岁！
廖亦武：结果呢？
王岩：很快被发现。石学之太惨了，镣铐披挂，之间还锁一副土铐，他被扔进两米见方的狗洞，三个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枪打出头鸟，所以好多次，狱方紧急集合，强迫大伙儿观摩。这条当年五十多岁的汉子被一帮警察踩倒，扒光，轮番电击。五六根电棒齐上阵，这根卡住换那根，腋窝、脖子、头脸、肚脐、胯下、脚心，翻来覆去过电。阴毛散发出焦臭，石学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来了。他企图挣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淌一地。可他没有求饶，始终没有求饶。
廖亦武：英雄啊。我这类文人，太惭愧了。
王岩：乳胶手套的活儿戛然终止。接着，我们开始织羊绒衫，大热天，光着膀子穿针引线，那个汗珠子，稀里哗啦掉。裤衩湿透了，羊绒粘身上，那个痒，像几十万只蚂蚁炸锅。
王岩：我们（也）干过不太贵重的活儿，比如处理塑料瓶，处理回收的洋垃圾，比较脏，整天下来，浑身要么是塑料瓶味儿，要么是洋垃圾味儿。我们还折过“鼾静”的纸盒，“鼾静”的意思，就是睡觉不打鼾，这是一种假药，有人偷偷尝过，依旧鼾声大作。最荒诞的，是造纸棺材，即进焚尸炉之际，死人的包装盒。硬纸板，外面涂一层颜色，乍一看，还以为是真的。
廖亦武：监狱与火葬场搭上线了？不可思议。
王岩：搞活经济嘛，一个犯人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你想，一副纸棺材的成本才多少，卖给死者家属，至少翻几十倍。有段时间，我们从早到晚，在棺材堆里钻进钻出，跟鬼魂儿似的，特恐怖。有人开玩笑说，干脆躺进棺材底，一了百了，估计警察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
廖亦武：对呀。纸棺材成百上千，藏个把人很容易。
王岩：所以纸棺材业务中断，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加工“X撑子”……
廖亦武：什么？
王岩：窥阴器。也就是插入阴道深处，检查妇科病的。
廖亦武：什么？
王岩：别大惊小怪，都是成年人。
廖亦武：真没反应过来，前头“纸棺材”，后面跟着“窥阴器”。
王岩：已经成形了，我们得一点点打磨上面的毛刺。别看小小玩意儿，要求极高，对眼睛的损耗极大。嘿嘿，“六四暴徒”中，还出了两个“生产标兵”，大伙儿按岁数大小，叫他俩“大X撑子”和“小X撑子”。
廖亦武：挺无聊的。
王岩：苦中作乐嘛。我们到哪里找回自己的位置
廖亦武：里面的伙食怎样？
王岩：棒子面窝头，有时是混合面馒头，每人两个，比鸭蛋大。运气好，就比鹅蛋大。菜汤是烂白菜，因为这玩意儿便宜，特别是大冬天，就没其他的。不管青红皂白，不管臭不臭，一顿乱刀砍进锅里，烧开煮熟，舀入大桶，就端给我们了。他妈的，绝对没油水，连猪都不会感兴趣。大伙儿喝厌烦了，就盼望土豆汤，虽然口味儿也差劲，可含淀粉呀。
廖亦武：我最恨土豆了。我们坐牢，年年、月月、日日都吃土豆，入口就想呕吐，还不得不吞下去。直到现在我都怕，土豆之于我，是噩梦的象征。
王岩：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所以坐牢也顿顿土豆。北方就遭罪了，挨饿时，土豆之于我，是美梦的象征。
廖亦武：你们多久吃一顿肉？
王岩：没个准。平时吃肉也就塞塞牙缝，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破天荒，突然抬出满满一桶，吓大伙儿一跳。
廖亦武：怎么啦？
王岩：怎么啦，全是肉片儿啊。
廖亦武：这么舍得？
王岩：没一丝一毫瘦肉，肥肉带皮，白花花一片，晃人眼睛。我们凑近瞧瞧，也没一丝一毫菜叶。分肉的敲着桶边，连喊几声，发什么愣，过来吃呀。于是每人舀一大碗。
廖亦武：过瘾哦。
王岩：还没入口，就臭不可闻，恶心啊。可肚里缺油荤，就憋住气吃吧。肥肉带皮，皮上带一撮撮毛，大伙儿龇牙咧嘴，先呸呸除毛，再嘎嘎咽肉。有个家伙舍己为人，起立推广吃肉心得——各位弟兄看仔细了，肉皮朝下，翻过来吃，毛就立即消失。
廖亦武：吃肉也需要胆量。
王岩：对呀。大不了拉几泡稀。命贱如蚁，死不了，牢底还得坐穿。
廖亦武：实打实算，你劳改多久？
王岩：不足十六年。运气还可以。因为有点文化，人情世故也懂，我在里面做过大组长，没吃多少苦。我也曾凭着良知，帮助将服刑的“六四暴徒”名单传递出去。我反复考虑，万一暴露了，就认栽。但是种种难关，最终都渡过。
廖亦武：不容易啊。
王岩：更不容易的，还在后头。我出狱了，表面上自由了，可心还被捆绑着。我已经四十岁，得重新适应社会，学习谋生技能，监狱里的东西，根本用不上。时代变化太大，北京城扩展了几倍，我到哪儿去才能不迷失，才能找回自己的位置？父母年迈，我还和他们挤一块，混吃混喝，真不是滋味儿呀。我整夜整夜失眠，难道这辈子错了吗？当初不应该热血沸腾吗？“六四”有没有平反哪一天？如果有，我们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