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鸦片》文明古国的炼狱

廖亦武最近出版了访谈集《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的英文版,该书记录了八九年的民运与“六四”镇压当中,一些工人与老百姓的遭遇。《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那些为革命而战的人,他们被送进监狱,出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已经突然远离了政治,拥抱消费社会的颓废乐趣以及民族主义廉价刺激的国家。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30年前的那些事情。”

廖亦武亦曾因在“六四”当晚朗诵和制作长诗《大屠杀》磁带,传播到中国20多个城市,而被判刑4年。出狱后写出了《吆屍人》、《上帝是红色的》等作品。2011年流亡德国。以下是《子弹鸦片》中文版的节选,作者提供,文字有删节。

2005年12月17号深夜,北风怒号,我跟随因“六四”坐牢七年的画家武文建在北京大山子一带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正晕头转向之际,却从大街对面的居民楼里,突然钻出一条黑影。瘦高个儿的王岩解释道,白天出不来,傍晚也不行,爹妈严防死守,怕出事儿呢。只有等到这时候,两老没动静了,才敢溜出门来。
接着走街串巷半小时,找到一家野鸡旅馆。武文建掏出身份证,要了顶楼拐角的标准间,当我们在肮脏的床铺上盘腿坐定,已经接近零点了。

王岩在“六四”当天点燃一辆军车,后被判纵火罪,刚出狱。三根光棍都是“六四”罪犯,抽烟是免不了的。没一会儿,整个房间就云遮雾绕。但我们不仅不开窗,还放下窗帘,因为怕被盯上。我一直感觉肚子不舒服,但咬牙忍着。录音机转动很久了,另外两人却不管不顾,一阵又一阵闲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什么时候王岩回到正题的,我已经忘记了。

廖亦武:你的名字叫什么?
王岩:我的名字一点不重要!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这种人就是大伙儿眼里的傻X呗。

廖亦武:那1989年学潮,满大街游行示威的老百姓都是傻X。
王岩:当时呀,胡耀邦一死,大伙儿呼啦一下就上街了,时间太短,根本没来得及想清楚为什么。不像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开头热,中间比较热,最后就降温了。我一工人,二十四岁的毛头小伙子,不就是顺应爱国的时代潮流吗?

廖亦武:听说你上过大学的进修班?
王岩:对对,像同一时期都市电影主角,英俊、洒脱、正直、时髦,一边在石景山附近的钢铁厂工作,一边在北师大分校学法律。我们的老师非常开明,我从他的嘴里,第一次知道西方的法律比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法律,领先三百年,这和刘晓波的“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高论,精髓一致。还有苏晓康的电视片《河殇》,经过中央电视台播出,搞得家喻户晓,我的脑子也装满“开放的海洋文明”、“封闭的内陆文明”、“中国何去何从”之类的大问题,一天到晚找人辩论。

廖亦武:觉悟高啊。
王岩:大伙儿的觉悟都高,我就显不出来了。所以1989年的学潮,是民心所向,水到渠成。胡耀邦有个性,几年积累的威信,就超过邓小平,你个老臭矮子眼红,就蹦起来硬生生扳倒;人家一死呢,又朝天上猛抬,定调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套猫哭耗子的把戏,上至八十岁老太太,下至八岁的小娃娃,都看得穿。所以大伙儿起来闹,要公道,要民主,要自由,要高官家族公布灰色财产。你他妈的不乐意,用高压水管子冲散也就罢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就是这样吗?有人流血,有人坐牢,可没死人嘛。可这次,几十万军队围剿北京,开枪杀人,谁受得了?谁碰见过?

廖亦武:于是你受刺激了。
王岩:6月4号大早,我骑一辆火红色自行车,穿一件火红色T恤衫,配一条绿裤子,出门上班。大约七点多钟,我路过石景山区政府附近,不料大街断了,被几千人给堵断了。

廖亦武:这时候部队早已进城。
王岩:早已占领天安门。可还有一辆装甲车歪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挡下的。人流来来去去,漩涡一般围着它打转,我插翅难飞,就干脆把车锁在一边,游泳似地两手扒拉 ,朝里猛扎。

廖亦武:嘿嘿,一个浑身火红的时尚青年投入灰色人海,蛮有画面感嘛。
王岩:应该是白色人海。1990年代之前,中国长期的时装流行色,一是白,一是绿,所以我还算抢眼。我挤到装甲车跟前,埋腰观察,见有些带钩的铁环嵌入履带,还有一根铁棍斜插着。这铁疙瘩被卡死在原地了。

廖亦武:这简单的路障蛮厉害。
王岩: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嘛。

廖亦武:当兵的呢?
王岩:没影儿。问大伙儿,也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也没人清楚昨晚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大街上的群众,去一波又来一波,跟自由市场似的,却都对同一种东西感兴趣。不仅感兴趣,而是对同一种东西义愤填膺,拳打脚踢。装甲车被搞得污迹斑斑,棒子、石块、砖头左敲右砸,留下若干狗啃一般的痕迹。大伙儿的情绪还在升温,整个北京城的情绪都在升温,他们开枪杀人了,我们却无可奈何,只好拿瘫在这儿的不中用的铁疙瘩出气。

我受现场气氛感染,我的眼睛红了,变成跃跃欲试的公牛。我给装甲车两个飞腿,哎哟,震得生疼!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点了它!我马上同意,好,点了它!接着大伙儿都喊,点了它!打雷一般响。再接着,有人递给我打火机和纸。我回头说,这光溜溜的铁疙瘩,该怎么点啊?于是有人出面,东拍拍西敲敲,找出隐蔽的油箱,旋开盖子。我将纸条伸油箱里浸透,点燃了,丢在车底。这样不行的,有人说。就叫我重新点一张纸,直接丢油箱里。装甲车轰地一下燃了,火苗儿直往天上窜。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群众欢声雷动,太过瘾了。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我就趁乱找回我的火红自行车,继续上班去。

廖亦武:怕不怕?
王岩:当时没感觉怕。但是事隔多年我在想,递给我打火机和纸的,还有教我怎样点燃车的,到底是谁?

廖亦武:回忆起来了吗?
王岩:太久远了。脑海一片混沌。但是,许多便衣特务夹杂在人堆里,也不排除特务教我点火,借此挑起更大事端,再顺势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不过,我算比较幸运,因为在“六四”期间,只要涉及烧车,涉及打砸抢,几乎都毙掉;枪口留人的,至少是死缓。当然,暴徒里也有小孩,比如张宝胜,才十五岁,农村放羊娃,因为抢军车,就“从轻”判处十年以上,在监狱里还尿床呢,还长期高调说梦话呢。与张宝胜年龄相仿的,还有好几个,都因为设路障、推军车、扔砖头,被人拍照,罪证确凿,就进“监狱大学”了。据说有个光脊梁小子,嘴角叼烟,左手摸车屁股,右手亮V,也就是胜利符号,也被“从轻”判处十年以上。

廖亦武:所谓“形势所迫,命贱如草”。
王岩:那个6月,真是血染的,前一阵,李鹏总理还保证“决不搞秋后算账”,可后一阵,报纸和电视里天天有人“落网”或“伏法”。我还是照常上班,没犯过案,没坐过牢,就总是心存侥幸。直到7月23号早晨,单位人保处接到通知,跟着,警察蜂拥而至,我当场被捕。
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接下来呢?
王岩:一进丰台分局看守所,脚镣手铐就甩了出来。几个人扳倒我,先将亮锃锃的洋铐换成锈迹斑斑的土铐;接着上脚链,榔头起起落落,叮零当啷,拇指粗的铆钉就砸入铁环。我万念俱灰,身子软得跟面条似的。

廖亦武:还没判刑,就“死犯待遇”了?
王岩:我是“六四”天安门清场之后烧的车,属于“顶风犯案,罪大恶极”,都以为死定了。如果我落网得早,正在杀人高峰期,也死定了——也许冥冥当中,真有神在保佑,才白捡一条命——于是,从7月入狱,到12月判刑,我都是镣铐加身。

廖亦武:我和死刑犯在同一号房呆过,那种日子太可怕!
王岩:对,稍后又升级,转市局七处看守所。因为是“准死犯”,号房再怎么挤,都得留出空位,至少能够躺平;其次,没挨过打,没受过其他犯人的欺负。可精神的煎熬,无时无刻,无昼无夜。眼睛傻傻瞪着,就是睡不着;眼皮都打架了,脑子还在疯狂转动。我才二十四岁,头发就斑白了。我老在捉摸,枪毙的瞬间,会发生什么?脑浆炸开,完了?真的完了?那灵魂呢?佛教书里说的“转世”呢?

廖亦武:周围在干什么?
王岩:闹哄哄的。有新贼进来就更闹。有段时间,号房装不下了,还往里塞,警察在门外嚷嚷,再挤挤,再挤挤,大家都是人,大家的肉都有弹性。他妈的,于是有整整一排新贼,靠墙罚站,想睡也只能靠墙,像公鸡那样立着睡。厕所在号房内,夏日闷热,加上肉贴肉,一蒸腾,那个臭啊,一浪接一浪,浸透肺腑的臭啊。怎么办?怎么混?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嘛。
王岩:对啰。进一新人,脱光;大伙儿都是光的,不稀罕,可这新人,不仅脱光,还得用嘴叼着自己的内裤,呼哧呼哧,在大伙儿的胯下钻来钻去擦地板,他得具备老鼠的机灵劲儿,否则就会被踩,被踹,被踢。还有一可怜虫,被牢头逼着,当众吃自己拉出来的蛔虫。他总共拉了六根,都捏在手里,蛔虫还是活的呢,他就送进嘴嚼烂、吞下,然后端起菜汤,灌一口,咂咂嘴。不准愁眉苦脸,只准面带微笑,似乎蛔虫和大便是人间美味之极品。

廖亦武:哎哟,听不下去了。
王岩:我被提讯几次。出庭那天,还镣铐加身。我抱定必死之心,除开贴身的穿戴,其他生活用品都分赠同号的难友。《红楼梦》里,有句写鲁智深的,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当时的心境也差不多,还盼着尽快解脱。“六四”那么多冤魂,我不过追去和他们作个伴儿。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又活啦!没想到又活啦!法官宣判“无期徒刑”,我都傻掉了。上不上诉?当然不上诉。押回去,还是镣铐加身,可心情爽极了,快平地起飞了。没办法,对不起,没死成,我还得把送出去的东西一一要回来。包括被子、牙膏、衣服、盆子,我还得继续用啊。

回到号房,按规矩,该解除镣铐,可不知咋回事儿,没人理。十日上诉期结束,我还自己撕了条内衣,仔仔细细,将铁链的每个环,擦得​​寒光闪闪。我躬腰欣赏了半天,让镣环碰出高高低低的音节,挺美的。
第二天,外面叫我名字。我给大伙儿作个揖,搂着自己的被褥,就出门,转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老监狱,迎面是著名的“王八楼”,两层,椭圆顶,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铁栅栏。见我拖着铁链,接手的警察还嘀咕,怎么回事儿?不老实吗?送行的陪笑说,该死没死,就连镣带人过来了。
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王岩:劳改就这样开始了。首先剃光头,换囚服,佩戴名牌,然后进筒道,叽哩呱啦背《监规》。待滚瓜烂熟了,就编羽毛球拍,久而久之,手掌就起老茧。筒道两边,是一个个号房,号房内,有六张两层的铁架床,关押十二个犯人。警察在外圈,一般不进筒道。所以就形成了“以犯治犯”的封闭式地盘。

牢头的号房是不锁的,他们拉帮结派,在筒道来回巡视,如果有谁眼神透出不满,拖出来就一顿痛打。使大棍子,揍得你死去活来。叫喊没用,警察根本不理。牢头是耗子洞里的太上皇,犯人家属探监送的日用品,也是他们先享用,剩下的才轮到你。

廖亦武:你挨过打吗?
王岩:我挨过两大嘴巴,还得装笑。牢头都是杀人、强奸、人贩子之流,“六四暴徒”中,受过他们欺负的不少。直到1990年12月26号,几百“暴徒”集体转到北京市二监。

廖亦武:宽松点吗?
王岩:二监是新修监狱,比较敞亮,不像苏联人造的一监,阴沉沉的。可这儿的劳改太过分,按老警察的“经验之谈”,只有把每个犯人都累成热天的热狗,不断大喘气,才不会胡思乱想。

廖亦武:什么胡思乱想?
王岩:比如盼望“六四”平反啦,秘密收听海外电台啦,传播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啦。开头两三年,大伙儿都以为牢坐不久,渐渐希望越来越渺茫。邓小平也南巡了,共产党也改变策略了,“一切向钱看”的春风吹进监狱,传统的“政治学习”也松懈下来。于是,我们摇身一变,成为卓别林扮演的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先造乳胶手套,流程到“六四暴徒”这儿,是最后一关。我们剪掉多余的虚边,再查是否漏气。每张嘴都嘟着,噗噗地吹。而粘在手套间的滑石粉,随着吹气,哗啦弥漫开来,像雾状的球。没一会儿,我们的脸就沦为“粉白脸”,接着,整个身体也沦为“粉白身体”,像京戏里的吊死鬼。

开头,大伙儿的手脚不熟练,每人每日的定额是两箱,也就是两千只;过了一阵,定额水涨船高,止不住了,就日以继夜地干。警察为鼓舞士气,也破天荒,通宵不锁号房,让大伙儿将劳改阵地从床铺转移到教室。

廖亦武:为什么?
王岩:号房窄如鼠洞,滑石粉尘一弥漫,对床同伴的面孔都辨不清楚,更别提睡觉了;而教室有窗户有空间,空气好许多。夜半三更,大伙儿着魔一般,在那儿噗噗吹气,然后装盒子,装箱。经常是凌晨四五点,还在运转,如永动机。

廖亦武:怎么受得了啊。
王岩:远远传来鸡叫,没听见;起床的电铃突然哇哧哇哧,浑身一抖,梦醒一般,人就软掉,面条似的,躺到地上,突然睡死掉。这段日子,有人创造了奇迹,昼夜只闭眼两小时,完成定额十六箱,共一万六千只;有人累得爬不起来,还落下终生的矽肺病;有人中途挺不住,就朝自己的胸口啪啪拍钢针,想死死不了,抓狂啊。

廖亦武:这些乳胶手套的用途?
王岩:比较粗厚的,是日用品,洗碗洗锅,在任何超市都能买到;比较细薄的,是医用品,医院专用。据说我们的产品是通过北京乳胶厂辗转出口,美国公司有订单。

廖亦武:这是劳改产品呀。
王岩:大家心里明白。所以有一天,七中队有个叫石学之的“六四纵火暴徒”,写了许多英文纸条,塞进手套。

廖亦武:什么内容?
王岩:请好心人互相转告,救救我们!救救中国!自由民主万岁!

廖亦武:结果呢?
王岩:很快被发现。石学之太惨了,镣铐披挂,之间还锁一副土铐,他被扔进两米见方的狗洞,三个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枪打出头鸟,所以好多次,狱方紧急集合,强迫大伙儿观摩。这条当年五十多岁的汉子被一帮警察踩倒,扒光,轮番电击。五六根电棒齐上阵,这根卡住​​换那根,腋窝、脖子、头脸、肚脐、胯下、脚心,翻来覆去过电。阴毛散发出焦臭,石学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来了。他企图挣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淌一地。可他没有求饶,始终没有求饶。

廖亦武:英雄啊。我这类文人,太惭愧了。
王岩:乳胶手套的活儿戛然终止。接着,我们开始织羊绒衫,大热天,光着膀子穿针引线,那个汗珠子,稀里哗啦掉。裤衩湿透了,羊绒粘身上,那个痒,像几十万只蚂蚁炸锅。

王岩:我们(也)干过不太贵重的活儿,比如处理塑料瓶,处理回收的洋垃圾,比较脏,整天下来,浑身要么是塑料瓶味儿,要么是洋垃圾味儿。我们还折过“鼾静”的纸盒,“鼾静”的意思,就是睡觉不打鼾,这是一种假药,有人偷偷尝过,依旧鼾声大作。最荒诞的,是造纸棺材,即进焚尸炉之际,死人的包装盒。硬纸板,外面涂一层颜色,乍一看,还以为是真的。

廖亦武:监狱与火葬场搭上线了?不可思议。
王岩:搞活经济嘛,一个犯人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你想,一副纸棺材的成本才多少,卖给死者家属,至少翻几十倍。有段时间,我们从早到晚,在棺材堆里钻进钻出,跟鬼魂儿似的,特恐怖。有人开玩笑说,干脆躺进棺材底,一了百了,估计警察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

廖亦武:对呀。纸棺材成百上千,藏个把人很容易。
王岩:所以纸棺材业务中断,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加工“X撑子”……

廖亦武:什么?
王岩:窥阴器。也就是插入阴道深处,检查妇科病的。

廖亦武:什么?
王岩:别大惊小怪,都是成年人。
廖亦武:真没反应过来,前头“纸棺材”,后面跟着“窥阴器”。

王岩:已经成形了,我们得一点点打磨上面的毛刺。别看小小玩意儿,要求极高,对眼睛的损耗极大。嘿嘿,“六四暴徒”中,还出了两个“生产标兵”,大伙儿按岁数大小,叫他俩“大X撑子”和“小X撑子”。

廖亦武:挺无聊的。
王岩:苦中作乐嘛。我们到哪里找回自己的位置

廖亦武:里面的伙食怎样?
王岩:棒子面窝头,有时是混合面馒头,每人两个,比鸭蛋大。运气好,就比鹅蛋大。菜汤是烂白菜,因为这玩意儿便宜,特别是大冬天,就没其他的。不管青红皂白,不管臭不臭,一顿乱刀砍进锅里,烧开煮熟,舀入大桶,就端给我们了。他妈的,绝对没油水,连猪都不会感兴趣。大伙儿喝厌烦了,就盼望土豆汤,虽然口味儿也差劲,可含淀粉呀。

廖亦武:我最恨土豆了。我们坐牢,年年、月月、日日都吃土豆,入口就想呕吐,还不得不吞下去。直到现在我都怕,土豆之于我,是噩梦的象征。
王岩: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所以坐牢也顿顿土豆。北方就遭罪了,挨饿时,土豆之于我,是美梦的象征。

廖亦武:你们多久吃一顿肉?
王岩:没个准。平时吃肉也就塞塞牙缝,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破天荒,突然抬出满满一桶,吓大伙儿一跳。

廖亦武:怎么啦?
王岩:怎么啦,全是肉片儿啊。

廖亦武:这么舍得?
王岩:没一丝一毫瘦肉,肥肉带皮,白花花一片,晃人眼睛。我们凑近瞧瞧,也没一丝一毫菜叶。分肉的敲着桶边,连喊几声,发什么愣,过来吃呀。于是每人舀一大碗。

廖亦武:过瘾哦。
王岩:还没入口,就臭不可闻,恶心啊。可肚里缺油荤,就憋住气吃吧。肥肉带皮,皮上带一撮撮毛,大伙儿龇牙咧嘴,先呸呸除毛,再嘎嘎咽肉。有个家伙舍己为人,起立推广吃肉心得——各位弟兄看仔细了,肉皮朝下,翻过来吃,毛就立即消失。

廖亦武:吃肉也需要胆量。
王岩:对呀。大不了拉几泡稀。命贱如蚁,死不了,牢底还得坐穿。

廖亦武:实打实算,你劳改多久?
王岩:不足十六年。运气还可以。因为有点文化,人情世故也懂,我在里面做过大组长,没吃多少苦。我也曾凭着良知,帮助将服刑的“六四暴徒”名单传递出去。我反复考虑,万一暴露了,就认栽。但是种种难关,最终都渡过。

廖亦武:不容易啊。
王岩:更不容易的,还在后头。我出狱了,表面上自由了,可心还被捆绑着。我已经四十岁,得重新适应社会,学习谋生技能,监狱里的东西,根本用不上。时代变化太大,北京城扩展了几倍,我到哪儿去才能不迷失,才能找回自己的位置?父母年迈,我还和他们挤一块,混吃混喝,真不是滋味儿呀。我整夜整夜失眠,难道这辈子错了吗?当初不应该热血沸腾吗?“六四”有没有平反哪一天?如果有,我们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