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假期，我报了一个中国旅行社的团到朝鲜旅游。同行的有十几个中国大陆人，只有我来自台湾。行程第二天，我们一行人来到平壤市区的“抗美援朝”纪念碑时，有个时刻一直困扰着我——在纪念碑前，朝鲜人向我们兜售参拜用的鲜花，随团的领队们敦促大家向纪念碑行三鞠躬礼。同团的团友向我招手：“大家都是中国人，一起过来呀。”随队的朝鲜中文导游也热切地向我说道：“这里也有（祭祀）中国台湾的士兵。”
面对这些殷勤邀约，一股异常的尴尬涌上我心头。就在我踌躇着究竟要不要上前参拜之际，熟悉朝鲜议题的中国领队突然向我说，“你不用来吧。”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这件事“跟我无关”，他补充说。当下我松了一口气，就没跟着其他人以隆重大礼来敬悼朝鲜战争中的阵亡烈士了。
旁观着眼前一众人手捧鲜花、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的肃穆景象，我意识到两岸在看待朝鲜上的差异。身为一名在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下长大的台湾人，“朝鲜战争”——台湾人称这场战争称为“韩战”——之于我的意义，和许多中国大陆人理解的有很大出入。在分裂的朝鲜半岛上，我对分裂的两岸局势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思。
“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韩战救了国民党。”在台湾高中的历史课上，谈起韩战总不免提起这段话。这句话出自于台湾历史学者郭廷以，他曾在《近代中国史纲》（1979年）一书里提到：“韩战之于国民党，有如西安事变之于共产党。”我所受的历史教育让我留下这样的印象：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1950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的号召下，彭德怀率领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支援。随后，美国炸断鸭绿江上连接中朝的铁桥，并且派出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
但是这段历史和我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以及朝鲜的平壤、开城等地所见的诠释大相径庭。前往朝鲜前，我在丹东停留时特意造访了一下整修数年但尚未完工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那里的抗美援朝纪念塔上簇新字迹这样写道：“公元195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爆发全面内战，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出第七舰队入侵我国台湾海峡……”台湾与大陆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解释存在着巨大鸿沟，以至于参拜人民解放军阵亡烈士的举动让我联想到两岸间已持续了数十年的敌我意识。
同团的两名朝鲜导游、在板门店导览解说的朝鲜军人都将这场战争的开端以及朝鲜半岛的分裂归咎于“邪恶的美帝”，并且以此来缅怀他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的贡献。对中国而言，“抗美援朝”的口号，既是援助落难邻邦，亦是深化自身以弱击强的爱国主义。
而对台湾来说，韩战爆发之际，国民党已经退守台湾。中华民国并未直接参战，但这场战争让美军舰队介入台海防务，算是解救了当时尚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共全力投身于“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台美关系因而深化。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提出了“台海中立化”的主张。分析指出，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反共政策，还因为台湾重要的战略位置。1951年，美台进一步签订联防互助协定，美军开始驻扎台湾，给予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支持。
对于中国大陆与台湾来说，这场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加剧了彼此历史命运的交叉与割裂。这一段战争的记忆并不是两岸人民能够共同理解、歌颂与缅怀的历史。如今的台湾人若想追忆这场发生在近七十年前的战役，或许只能通过像是“一二三”这样的节日（现在已更名为“世界自由日”），或是一些昔日战俘的口述历史来遥想当年。1953年停战后，联合国让两万多名的华籍战俘选择是回到中共统治下，还是前往当时已经撤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当时有上万名战俘选择前往台湾。国民党政府为了宣扬反共而创造了“一二三自由日”这个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节庆，并以“从中共手中解救大陆同胞”作为号召，将选择来到台湾的联合国军战俘誉为“反共义士”。相反，共产党政权将这些战俘前往台湾举动描述为国民党特工“策反暗战”的成功。
今天的台湾人与大陆人在看待朝鲜时，可能也存在异同之处。我和一些同样生活在北京的台湾朋友对朝鲜大使馆、朝鲜餐厅、朝鲜在北京开设的美术馆这类的地方很感兴趣，会相约一探究竟，原因是以往在台湾时，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朝鲜人。然而，对大陆人或许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身边去过朝鲜旅游的中国大陆朋友不算太少，其中一些人希望通过到那里旅游寻找改革开放年代之前的“旧中国”，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溯自己父辈口中那段充满着英雄事迹的历史。
不过，生活在物质水平相对良好的大陆年轻一代对朝鲜的感觉，似乎也与台湾人对朝鲜那种旁观者的立场更加趋同了。一名刚从朝鲜旅游回来的大陆朋友Willow跟我是这样说的：“那些经历过中国经济改革巨变、吃过苦的中老年人，他们有忆苦思甜的情怀，想从朝鲜里找寻中国曾经的影子和自己的青春；再加上他们父辈可能参加过抗美援朝。”但是，“对于年轻人，我们对朝鲜的认识可能和台湾年轻人别无二致。包括我在内，年轻人对朝鲜的认识大多是‘一个封闭的集权国家’、‘不开放的神秘国度’、‘中国曾经的缩影’、现在（是）一个‘并不可靠的盟友’等等，并不会有特别的情结在，”她表示。这次和我同行的大陆人中，大多是八零后九零后甚至是零零后出生的年轻人。五天行程里，我们除了在平壤市区参加一年一度的万景台奖马拉松，游览了金日成广场、主体思想塔、板门店等知名景点外，还参观了两座“抗美援朝”纪念碑。
“早几年会觉得（中国和朝鲜）比较亲近，”在平壤，跟我住酒店同一房间的九零后女孩佩琳告诉我。“主要是父辈口中抗美援朝和出现在历史课本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多出自那场战役，既然课本一直强调，那就是国家也看重的兄弟国家。”“但这两年随着对政治更深入（其实也是表面）了解，这种亲近感也消失了。”她说，“我会选择去朝鲜旅游更多是它给我的神秘感。”
除了发生在纪念碑前的“参拜事件”，与同行中国大陆团友的互动也让我思考了两岸民众看待一些问题的反差。其中一位是一名六十多岁、在西藏当过兵的退役老兵。这名来自重庆的老兵一直惦念着叔父曾经参与过大陆家喻户晓的上甘岭战役，渴望来朝鲜一探究竟。（他的女儿看到了旅行团的广告，帮老爸报了名。）在丹东开往平壤的火车上，他经常专注地望向车外风光，并且不只一次地将窗外的农田、屋舍景观比做70、80年代的中国农村，不只一次地重复说着：“还是那个时代好。”
令人感到不意外的是，他的爱国主义和怀旧情绪反映到了他对中国主权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台湾问题。他热衷于和我谈论两岸关系的现况，并且直白地抒发他对中国“武统”台湾的期待。他认为，和平就是得用武力来实现。作为台湾人，类似的场景我已遇上不下十次，但不论是当时在朝鲜，还是如今在大陆，每当我面对来者人多势众、措辞直白的“大一统”概念时，还是会产生一种失语感。
过去我曾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台湾评论人将台湾和朝鲜同受国际孤立的“亚细亚孤儿”处境做出连结。我们团的中国大陆领队说，近两年在联合国要求成员国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的形势下，反倒助推了非成员国的中华民国与朝鲜之间的生意往来，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台湾人游走在灰色地带，在朝鲜做起了获益颇丰的生意。台湾与朝鲜之间地下贸易的说法鲜少被公开报道、难以被证实。但从去年台湾的新闻可以看出，有台湾企业涉嫌假借他人名义租借船只，出口特殊糖类给朝鲜牟利上亿元。
遭遇国际制裁的朝鲜也正在尝试通过观光来赚进更多外汇。大陆领队指出，从旅游行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朝鲜似乎正积极地与中国大陆之外的地区建立联系。这趟旅程中，我除了看到不少来自欧洲的团，还遇到了香港和台湾的旅行团。最近台湾的新闻报道指出，朝鲜旅行社去年七月曾来台推广观光，推出6天新台币3万元（约合人民币6600元）起跳的行程。
以往，朝鲜旅游的价格与其他东亚地区的国家相比不算太有竞争力，这一波由朝方发起的低价促销、拓展客户的举动，或许会让人们以后到朝鲜旅行时，在平壤街头遇到更多台湾及其他地区的游客。我们乘火车离开朝鲜前，朝鲜警察拿着经海关查阅的护照上了车。在几乎是清一色的暗红色中国护照当中，我那本绿皮的中华民国护照引起了他的注意。“喔！台湾。”他似乎对于在这列车上看见台湾人感到意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道，并向我投以一记殷勤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