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4月1日公布了新年号“令和”，4月过后平成时代（1989年1月7日~2019年4月30日）就将结束，从5月起使用新年号。新年号是日本自大化（645~650年）算起的第248个年号，日本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即将过去的平成时代到底是怎样的时代呢？不可否认日本社会发展停滞、灾害频发的事实。很遗憾，似乎只能将这30年概括为日本走下坡路的30年。
不可思议的是，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年）、昭和（1926~1989年）都通过年号形成了时代的印象。尽管没有合理的解释，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年号会改变人的心情。此次改元或许会成为走向全新日本的契机。
把时针拨回到30年前。昭和64年（1989年）1月7日，早上6时33分昭和天皇驾崩。日本当时的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在昭和天皇驾崩8小时后的下午2时36分宣布“新年号为平成”。在此之前，8名有识之士从下午1时零3分开始举行“关于年号的恳谈会”，从包含“修文”、“正化”等在内的候选方案中选出了平成。
时任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主持了恳谈会，他回忆称“1人选‘修文’，1人选‘正化’，6人选了‘平成’。最后就决定是‘平成’了”。
他还表示，“1988年9月20日，因天皇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与首相竹下登、官房长官小渊惠三紧急协商时，听取内政审议室长的场顺三的报告，决定年号恳谈会就从这三个方案中选出年号”， “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但总觉得应该就是‘平成’”。
当时改元问题的实际负责人的场明确表示，提出“平成”的人是已故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本达郎。
但是现在仍有很多观点认为“平成”是由阳明学（明代王阳明开创的学派）学者安冈正笃提出的。的确，日本1979年年号法制定后，安冈正笃受到委托讨论年号方案，他提出的年号中就有“平成”。虽然基于不采用已故学者方案的方针，“平成”从候选中消失，但之后山本达郎提出的候选方案中也包含“平成”，并最终被竹下登采用。在解读“竹下语录”的追踪采访竹下的记者当中，这种说法受到广泛认同。
原本在明治之前的庆应时代改元之际，“平成”曾经被否认掉。森鸥外在《元号考》（注：年号在日语中称为“元号”）中写道“菅原修长（注：日本贵族、宫中顾问官）……呈报了（平成方案）”（《鸥外全集第20卷》426页）。
《元号考》倾注了森鸥外的心血，他在大正年间为应对下一个时代，力争汇总从大化开始的240多个年号制定的出处和候选年号。这本书是森鸥外未完成的遗稿。关于年号，内容更全面的是森本角藏所著的《日本年号大观》（1933年），详细研究了过去的年号。这部850页的大作已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化资料，可以阅览。
从森鸥外的《元号考》来看，“明治”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曾8次成为候选年号，在那之前也曾有2次，最终在第11次被采用。“大正”在江户时代也曾2次成为候选，在南朝方（注：日本的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改元时也曾被提出。
昭和是第一次被提出，不过其出处与明和改元（1764年）相同，都是《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只是引用的文字不同。之前宝历改元（1751年）之际“明和”也曾被提出。
日本年号研究第一人、京都产业大学名誉教授所功表示，“年号是用文字来表现新时代的希望和理想，不过是选择与时代相符的文字而已。过去成为候选的年号既有出处也有意义。新年号的出处不应仅限于中国古代典籍，还可以从日本古典中选择，无需过于拘泥于先例和俗用”。
新年号无需过于在意过去是否成为过候选或被俗用。重点在于作为反映时代的文字是否合适。说起明治就想到维新，说起大正就联想到民主和浪漫，说起昭和则想到战争和经济增长。年号让人回顾起当时的时代。而平成似乎总带着抹不掉的负面印象。
政治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御厨贵则有不同看法。他在2月24日的BS东视“NIKKEI周日沙龙”节目中表示，“现在出现一种概括，即从单个指标来看并不算好，但是从平成30年整体来看却出乎意料地不错。（明仁）天皇也表示平成这个时代与战争无关”。
“先有了昭和这个时代，到了平成也一直处于战后。如果只以平成来概括，战后已经消失。此次天皇退位使天皇制能动化，年号也能动化。年号成为有意义的记号，能够区分不同阶段”。
的确，此次改元应该会带来积极意义。
虽然情况不同，不过曾有政治家提倡通过改元来改变对时代的认识。
例如被称为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在战败后这样提倡过。
尾崎主张“为了让不论男女老少还是贵贱贤愚的全体国民都认清战败的事实，我认为应该改年号。年号可以带有‘新生日本第一年’的含义。或者是带有‘民主主义元年’、‘兴国元年’或‘投降2年’等含义”（《尾崎咢堂全集第10卷》195页）。
毫无疑问，新年号“令和”中倾注着对未来日本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