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1962年，久负盛名的黑人爵士乐手唐•谢利到美国南方进行巡演，出发前雇用了意大利裔美国人托尼•利普当他的司机兼保镖。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两个月期间，两人在美国南方歧视黑人氛围之下的冲突及弥合。
影片的结构称得上精巧，用三重错位与交换形成了精妙的冲突。
第一重错位，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一个种族隔离仍然大行其道的时代，黑人成为雇主，而白人被雇佣。最典型的场景是，汽车途中爆缸，白人在修汽车，而黑人悠闲的旁观，路旁田里劳作的黑人惊讶地看着这个画面。黑与白、穷与富，身份的交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第二重，是电影将大部人心目中固有的黑人白人的形象和身份来了个对调，托尼浑身市井小民气息，粗俗、率真，而黑人却是精致的、有文化的、富有，高傲但同时又敏感、自卑。
第三重，不是身份的错位，而是场景的快速交叉与变换，作为钢琴家身份与作为黑人的身份，穿插在不同的场景中，来自同一人的尊敬与歧视的变换，仅仅需要几秒钟——快速的变化带来激烈的冲突。
戏剧的一个常用模式是，一开始冲突的两方，在剧情发展之后完成蜕变，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所以，一开始形成的错位之后，是归位。这不是应该归位的归位，而是抛弃对刻板印象的抵制，从所谓从见山不是山，到见山是山的境界。于是，黑人钢琴家弹起了黑人的曲子，当了司机，也吃了烤鸡肉，白人则学会了优雅地写情书，也毫无芥蒂的想邀请黑人到自己家中一起过圣诞。
这种安排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反种族歧视的，是先进的，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抗之后的和解，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伦理审美，而且电影还是轻松、幽默、温情的，所以大受欢迎。
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的历史包袱，虽然不少中国人天然的有种族歧视观念，虽然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涌入中国，但这个混杂着歧视与正当的对黑人的负面情绪并未进入主流，中国人更多的看到电影中的戏剧性与温情，也即看到好的一面，所谓“正能量”。所以，也难怪国内有这样的评论“但在弘扬社会正能量方面，片子还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但对于欧美思潮来说，即便结构精巧，但这种正能量似的话语显然已经落后，是一种精巧的肤浅。所以不少人批评影片是陈词滥调。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抨击片子对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和解处理的太过简单，将种族主义描绘成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黑人在种族隔离中的真正感受。表面是平权与和解，实质上仍然是白人拯救黑人。
今年柏林电影节评委的Justin Chang表示：影片采取漫不经心的姿态，对黑人进行精神分析是极其傲慢的。黑人白心这种奥利奥式的身份设定，也堪称厚颜无耻，并把绿皮书称之为“继《撞车》以来，最差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纽约时报》相对温和一些，说奥斯卡就喜欢搞种族和谐的虚假幻想，它标榜真人真事，却处处故作轻松、幽默，且温情泛滥，是对那个严酷时代的大不敬。
当然，这也是美国电影界的传统争议了，如果把黑人的形象拍得太低了，就会被指为“白人救世主”，但如果把黑人形象拍得高大，则会有批为犯了“神奇黑人”（Magical Negro）的毛病。但是平心而论，这些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影片的确流于表面。
这让我想起另两部电影，同样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隐藏人物》。影片同样横跨种族和女性两大话题，以上世纪60年代美国太空计划为背景，讲述了三位在NASA（美国国家航天局）工作的黑人女性工程师，凭借自己努力，打破种族歧视、隔离以及对女性的偏见的励志故事。
另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以记忆方式呈现了黑人希隆童年、少年、壮年时的三个阶段，更加直面的直面美国种族现状：虽然已没有种族隔离政策，各种政策多有照顾，有了黑人总统，甚至有了政治正确，然而贫困与暴力的底层命运却缠绕着一代又一代黑人。
相比之下，《隐藏人物》呈现出来的不是和解，而是抗争；而《月光男孩》虽然也有过于“概念化”的问题，但在对黑人身份认同，面对的问题的探讨上更加真诚，直面现实。更何况《绿皮书》还被放在了奥斯卡的聚光灯下，所以自然饱受争议。
如果放在这些语境下来看，则会发现，如果说影片的三重交错形成了精巧的结构，那么，影片中谢利对自身身份的不认同与他的到南方巡演的行为，并不能很好的自洽。
谢利博士的曾侄女伊冯娜•谢利（Yvonne Shirley）就曾公开表示，“对我们家族来说，这片子完全就是有违真相。谢利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知道真相。现在的这部电影，把他拍成了与家人疏远的样子，但那不是真的；把他拍成了远离黑人社群与黑人文化的样子，但那不是真的；把他拍成了成长关键期在欧洲度过的样子，但那不是真的。他其实是在自己出生的美国南方腹地，度过了自己成长的关键期。他们拍的其实是一个白人获得救赎、实现自我的故事，拿一名黑人的精彩人生和所有美国黑人受压迫的历史，当成了它的背景。这种故意贬低黑人的电影，我们实在是看腻了。”
真实生活中的谢利出生的美国南方腹地，在南方度过了自己成长的关键期，与黑人音乐家有很多联系，本人也是马丁路德金的好友，影片中他的南方之行也是出于勇气。影片中，谢利三重奏团的大提琴手向托尼解释了，谢利明明可以留在北方赚取南下巡演三倍的收入，但却执意去南方的原因：六年前，也就是1956年，著名的非裔爵士钢琴家、爵士歌手纳金高在美国南部伯明翰演出后被3K党拽下舞台痛打一顿，由此谢利觉得“成为一个天才还不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是需要勇气的”。
显然，勇气的来源是坚定的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人白心”的设定与谢利的勇气，以及勇气的来源——深层次的对身份的认同，是不能自洽的。电影虽然着墨不多，方式也很含蓄，但放在历史背景中，不难明白其中的勇气。这样的旅行，不仅是面对歧视，而是有着确凿的危险。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被废除，南方各州政府、立法机构及法院通过了以种族隔离为目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等系列法案，各州普遍将黑人和白人从空间上分割开来，并称之为 “隔离但平等”。 1892年，具有1/8的黑人血统的新奥尔良人普莱西，坚持坐在专供白人的车厢，被逮捕并判有罪。普莱西认为“隔离但平等”法令违宪，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确认种族隔离符合宪法，该案成为美国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后，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宪法判例根据。根据美国总统民权委员会1947年的一份报告，普莱西案是导致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南方，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普遍实行种族隔离，各类种族隔离立法陆续出台的根本依据。随着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不断进行，1938年的盖恩斯案、1950年的“斯威特诉培恩特案”和“麦克劳林诉俄克拉荷马案”都不断挑战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在1954的布朗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种族隔离的法律基础。法律基础的崩溃，推动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
然而，法律基础虽然没有了，6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美国南部很多州在交通、住宿、餐饮等方面对于黑人的歧视、隔离性政策仍然是合法的，民众仍然歧视黑人。黑人如果在“错误”的市镇踏进了“错误”的建筑物，是非常危险的。《绿皮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它全称为《黑人驾驶者绿皮书》（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它详细标注接待黑人的旅社、酒吧、加油站，帮助黑人规避风险。作为年刊，从1936年一直发行到1966年。
谢利博士的巡回演出，是在1962年。两年之后，1964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密西西比谋杀案。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号召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一起深入南方。
1964年6月21日，两个白人大学生施维纳和古德曼，和一个黑人大学生恰尼，来到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访问了黑人居住区。下午镇上的副警官普莱斯以超速行车为由，不但把司机，也把其余两人扣下，并拒绝他们打电话的要求，晚上十点他们被释放，但却旋即失踪，民权组织很快发觉并向FBI报警。
FBI探员在发现了这三个大学生被焚烧的汽车后，调动了一百多个探员到小镇，全美媒体也蜂拥而至。说到这里，不知道这些大学生的家属和朋友是否像50年后的中国青年那样斥责这些媒体吃人血馒头？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FBI局长胡佛，总统都亲自过问，马丁路德金也去了小镇。马丁•路德•金事后曾经说，当他站在小镇面对着周围白人的无声的敌视和仇恨目光时，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恐惧的时候。
在长达44天的调查中，上千居民被约谈，还调动了大量人力和设备，包括美军的丛林装备和潜水人员，可谓掘地三尺。此外还对提供消息的人，奖励五千至三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最终探员得知，三个大学生已被谋杀，被深埋在一个水坝下面。随后，FBI局从外地调来了大型挖土机械，找到了尸体。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当晚，在警官雷尼和副警官普莱斯的带领下，警车开道，十几个3K党，在荒僻的乡间公路上追逐和拦截了大学生的汽车，然后殴打并杀害了他们。
这个故事是我多年前读林达的书看到的，既有对民权运动的艰难的感叹，也有对于民权组织的险恶用心的愤怒。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经常发展大学生去帮助黑人参与公民活动，制定这些计划的时候，黑人民权组织甚至考虑到，一旦出现大学生发生危险的时候，如果被害者是一个较上层白人家庭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影响，更有利于黑人民权运动的推进，更不利于极端南方的固守。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真实的历史是非常残酷的，远非《绿皮书》那样的脉脉温情。
从60年代黑人到南方旅行需要住专门的酒店，到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个改变花了40年时间。从国家的历史来说，这是弹指一瞬，但其间需要无数勇气铺就，无数个像谢利，像那些深入南方的大学生那样的人的勇气。
电影中托尼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重要的是问你自己能为自己做什么”，他搞错了肯尼迪的这句名言。有趣的是，在中国，“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句话同样被广泛的误解，用在企业、老板等等要求个体做出奉献，变为了“不要问公司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公司做什么。”
肯尼迪的原话是：“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危机时刻有幸担当捍卫自由大任的人们并非多数。我不愿逃避责任–我乐于承担。我不相信谁能避开现实。我们为事业所尽的力量、忠诚和奉献将照亮这个国家和所有为之服务的人们–其光芒也将照亮世界。所以，我亲爱的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亲爱的世界人民，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问我们大家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
肯尼迪的原意是，人民的不能等待国家赏赐自由，而要自己争取自由，世界不能等待美国为他们带来自由，而要自己争取自由。从这个角度，其实电影中的托尼并没有错：人首先要有勇气为自己做点什么——毕竟，自由不是免费的，它要靠你自己去争取。
某种意义上说，习惯于流于浅表的正能量温情，与警惕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来导致的政治正确，正是《绿皮书》在中国大受欢迎而在国外饱受争议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