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产汽车前会长卡洛斯·戈恩获得保释后，戈恩、日产、雷诺之间的论战将再次变得活跃。在戈恩被捕后的100多天里，事态大幅变化，要问戈恩能否重掌两家企业的经营，则可能性很低。
今后最大的焦点除了戈恩的保释之外，还有日产和雷诺之间被称为联盟的关系会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两家企业不存在分道扬镳的选项。双方都缺乏单独生存下去的规模和实力，观察复杂融合起来的业务现状，要分开已经太晚。
危机的源头是疑神疑鬼。希望推进业务整合的雷诺对于反抗资本逻辑、拒绝言听计从的日产感到焦虑。而日产明显感觉到雷诺的背后存在法国政府的影子，担心被吞并。于是，发生了同时担任双方领导人的戈恩被逮捕的一幕。
要消除相互的猜疑其实并不困难。例如，作为雷诺最大股东的法国政府完全放弃持有的雷诺股票或大幅出售。只要实现这一点，日产和雷诺的距离估计就会明显拉近。
双方的联盟至今已有20年，但在企业治理和运营方面，从最初就存在问题。虽然双方股票均已上市，但雷诺掌握日产表决权的近一半，一名经营者（前会长戈恩）同时成为两家企业的股东代理人。其中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导火索。
雷诺3年前在法国工厂启动日产车辆的生产。原本日产打算在印度生产，但为了提高雷诺工厂的开工率，特意转移至法国工厂。
带来这种状况的是法国政府的存在及其影响力。法国政府2014年通过了弗洛朗热法（Florange Law），规定如果持有出资对象企业的股票超过2年，则股东的表决权提高至2倍。利用该法案，法国政府把此前在雷诺仅为15％的表决权提高至30％，形成了容易介入日产经营的治理格局。
对日产来说，今后汽车生产被转移至法国、可能被用于维持就业，这种状况将持续下去。对雷诺以外的日产股东来说，这是不寻常的问题。这是因为，本来日产的股东应彼此平等地享受收益，但法国政府和雷诺有可能单方面以有利于本国的形式夺走这些收益。
日产的小股东更应该提出主张。母公司和子公司同时上市在日本仍有很多事例，但出于对利益冲突和企业治理的担忧，这种状况在美国和英国已基本消失。日本的这种经营结构和惯例有必要尽早改善，但首先应考虑的是法国政府退出雷诺的经营。
在法国，自从弗洛朗热法施行以后，在钢铁和航空产业等领域，有关资本关系的问题在法国企业与海外合作企业之间不断发生。如果本国至上主义的印象固定下来，受到打击的归根到底还是法国企业。以雷诺和日产为例，如果法国政府不加以干预，双方的业务整合讨论有可能顺利推进。或许还将容易为联盟带来新的合作伙伴。
当然，如果日本政府提出针对法国政府的“对抗举措”等，过度偏袒日产，结果也将事与愿违。对日产和雷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跨越名为“国家利益”的政府利害关系，今后对联盟作出调整。
两家企业的成长今后也只能处在联盟的延长线上。观察双方1999年展开合作以后的情况，日产的全球销量规模和合并销售额在20年里扩大至约2倍。虽然比不上日产，但雷诺也显示出相同倾向。
在考虑日产之际，无法和丰田以相同的尺度单纯对比。丰田的销售额是日产的2.5倍，还掌握日本国内一半的市场份额。同时，丰田的出口规模也很大。另一方面，日产在日本国内的生产规模仅为丰田的3分之1，销售规模仅为丰田的4分之1。之所以形成这些差异，是因为日产采取的战略是，与雷诺在世界市场形成分栖共存，同时在有需求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寻找出路。
日产在日本国内的业务规模小，或者存在着牺牲日本国内就业的一面。但是，日产通过在海外提高存在感而生存下来。如果日产借助与雷诺的合作，获得全球销量第2位（包括日产出资34％的三菱汽车在内）的宝座，“日法两国哪一方的国家利益优先”等受到国界束缚的讨论本来就没有意义。抛开小异、以大同赢得胜利，这是日产和雷诺今后的唯一出路，日法两国政府也应以这种观点加以守护。
雷曼危机后，环顾汽车产业，构建跨越国家、由企业和企业探索增长的联盟的只有日产和雷诺。
例如中国和美国这2大市场。既非中国系也非美国系的2家汽车企业携手，有望在处于经济摩擦之中的两个市场实现增长。日产在俄罗斯、东欧和南美，雷诺在亚洲和北美通过合作伙伴弥补了自身弱点。
两家企业享受着丰田、本田、通用无法指望的益处，今后也将继续获得这种益处。双方不应轻易放弃全球主义的理想和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