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突然召集了数百名官员开会，迫使其中一些人重新安排计划已久的地方会议。这次会似乎是为传达一种令人焦虑的紧迫感而精心安排的。习近平对官员说，中共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大风险，必须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他宣布，无论是在应对外交政策、贸易、失业，还是房地产价格等方面，如果官员不小心出了差错，让危险升级为真正的威胁，他们都将为此负责。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习近平今年1月在中央党校召开的这次会议上表示。他还说，在国内，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这是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之一，并已在全国各地的数百次地方党政会议上得到了呼应。
这凸显了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激烈贸易斗争，已经加剧了中共领导层对社会动荡的长期担忧。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于上周结束，双方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尽管特朗普总统以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为由，推迟了提高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
“北京因其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做法正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重大压力，这种压力只会增加其处理国内问题的困难，”总部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说，她著有研究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The Third Revolution)一书。
目前还没有出现可能对共产党或习近平构成直接威胁的政治挑战者。但他的讲话明确表示，尤其是在有好几个政治敏感的周年纪念日的2019年，中共会声势浩大地扑灭任何可能引发抗议和动荡的火花。一年前，习近平在中国的立法机构获得了胜利，废除了对自己担任的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为在今后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领导人开辟了道路，也把政府变成了更顺从于党的权力的工具。
然而，一年过去了，习近平的讲话和其他官方警告显示，得意扬扬的时候已经过去。几位专家说，习近平似乎还要急于表明，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其他官员也将承担责任。“这是为了表明，这些风险不只是由习近平一人承担，也会由其他政治局常委承担，以及由他们的下级承担，”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说。
专家表示，习近平这次的警告比他以前多次对风险发出的呼吁的范围更广，他的防守型策略可能会对今年的政策变化有所限制。吴强说，虽然特朗普总统的谈判代表希望中国采取重大步骤，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习近平似乎没有心思赌博。
“中央领导对中国面临的风险的评估已经在官方的角度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所有的领域，”吴强说。“今年将把警务和安全放在首位。”据中共官方新闻媒体《人民日报》在网站上发的一篇文章，此次会议的时间是为加强习近平的信息安排的。文章提到，原定举行的地方立法机构会议被迫避开了这次会议的时间。习近平明确表示，经济是一个主要问题，他告诉官员们要提防“黑天鹅”和“灰犀牛”——这两个投资者术语分别指意外的经济冲击和视而不见的金融风险。
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特朗普的贸易关税，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技术扩张的抵制，这种抵制最近主要针对的是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但习近平也指出了远远超出经济范畴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比如中共保持中国年轻人不脱离其意识形态轨道的能力。他要求对已经受到严密审查的中国互联网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要求向年轻人灌输更多“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
“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习近平对官员们说。但是，习近平对稳定的固执要求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们说，因为这种随时可能出现危险的警告，也许会扼杀中国官员化解社会经济长期危险所需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这么多方面的严格秩序要求，让地方干部陷入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困境，专家说：官员们一方面要努力防止失业，另一方面却要削减债务，关闭效率低下的“僵尸”企业；要努力提振私人投资，同时还要减少污染和银行信贷；要宣扬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同时还要压制公众的抱怨。
“如果一切都是风险的话，你最终可能什么都化解不了，”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克伦普顿集团(Crumpton Group)中国政策制定问题专家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令人生畏的影响力、中国经济的根本实力，以及国内安全部门范围广泛的权力，中国的不安似乎有些牵强。但焦虑似乎在习近平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共老革命的儿子，自上台以来，他一直在暗示自己有对中共的权力可能很容易消亡的担忧。他上台后不久就说，苏联解体是因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没能像一个“男儿”那样领导国家。自从65岁的习近平去年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来，学者、商界人士和前官员中的不满之声有所增长，尽管审查者和安全警察在大力控制这种声音的出现。
中国领导人的担忧被党刊警告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形成的越来越强大的敌对势力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技术收购、宣传影响，以及新疆大规模拘留的做法进行了抵制。据地方政府发布的工作重点显示，特别是今年，中国官员担心，敏感的纪念日可能会成为导火索。今年是天安门学生运动的30周年，1989年6月3日夜晚，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的血腥武装镇压结束了席卷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要求民主变革的学生抗议活动。
今年也是标志着历史转折点的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100周年，是西藏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60周年，以及造成数百人死亡的新疆民族骚乱10周年，新疆是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进转化营的中国西部地区。政府还准备在10月份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纪念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
自从1月份的那次会议以来，各省、市、镇已经推出或更新了监测和控制危险的计划。例如，湖南省官员发誓要偿还与政府有关的企业欠下的债务。东部山东省的党委书记刘家义也呼吁处理好不满的退伍军人的问题，这些人要求获得更好的福利。地方政府已通知警方，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抗议活动保持加倍的警惕。2018年，支持罢工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发起的小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导致了拘留和警告。
“防止经济社会领域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上月下旬说。他说，由于有了互联网，“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