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难抵极”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的动人名称。它是地球上距离海或大洋最远的地方。这个难抵极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线以东，与港口和海岸线的距离极为遥远，至少是2500公里，这是地球上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之一，坐落在广阔无垠的白色干草原和淡蓝色山峦之间。它居于哈萨克斯坦边境天山山脉的两个分支之间，是中亚仅存的一些游牧民族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拔地而起。
在距离这个难抵极约130公里的地方，边境线的哈萨克斯坦这一边，有一个叫霍尔果斯的村子。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地方都与国际事务不沾边，村里的正式人口只有908人。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节点，成了非正式名称为“新丝绸之路”倡议的一部分。这个由中国牵头的倡议旨在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和海上航运线路的庞大网络，以及在数十个国家建设支持这个网络的数百家新工厂、新管线和供公司员工生活的小镇。最终，这个正式名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将把中国沿海的工厂和不断壮大的消费阶层，与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与海湾国家和中东，与非洲、以及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连接起来，这一切将由一个纵横交错的陆路和海路网络来实现，项目的总体目标令人难以置信。
霍尔果斯是这个正在进行的工程的旗舰项目，将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自由贸易区，项目支持者说它会是下一个迪拜。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而霍尔果斯所在的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位居两国边境，它成了相互连接的地球的一个意想不到的预兆：一个完全符合全球化逻辑的地带，在这里，货物跨越主权国家边界，沿着为确定地球上每个人的位置而设计的走廊，在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买家和卖家的网络中自由流动。
全球化和工业化战胜了本土化、孤立与农村，这些成功被宣称为我们人类不可避免的未来——如果我们有未来的话。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对谁有利？会有什么代价？为了寻找答案，去年7月，我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坐上一列卧铺火车，来到中国边境。一觉醒来，我已置身那里的火车小站，四周都是沙漠。
霍尔果斯是围绕着名叫扎尔肯特的古代世界贸易站的众多村落之一。我从扎尔肯特出发，希望能找人开车把我送到边境。“丝绸之路大道”入门的两侧有骆驼商队的壁画。一个中央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色彩斑斓的清真寺，它有中式宝塔的弧形屋檐，上面刻着维吾尔语，告诫来访者不要忘记自己的过去。清真寺旁边是用拆开了的集装箱构成的小通道，这里是扎尔肯特的中心市场。出租车司机不抱希望地坐在西瓜摊旁。
司机中有一位名叫努努尔(Nunur)的农民，他1962年从中国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哈萨克斯坦还是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年，6万多名中国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逃到苏联，他们拿着新疆领事馆发的苏联护照，中国的边防警卫显然没有阻止他们过境。努努尔记得，他的父母带着他在夜里越过红色的山丘，走到了霍尔果斯的检查站。“他们开放了边境，让我们进入了苏联领土，”他回忆道。有传言说，他那些留在中国的亲戚们或被关押、或被杀害。（努努尔怕当局找他的麻烦，要求我不用他的全名。）他的父母曾在中国种小麦，他们在这里的一个集体农场找到了工作。母亲当了厨师，父亲学会了开拖拉机，努努尔则学了拖拉机维修。他成了一名熟练的机械师。“我是个没有文凭的大师，”他说。
我请努努尔开车送我到边境附近的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我们可以把霍尔果斯这个蓬勃发展的枢纽尽收眼底。路上，我们经过了属于他的玉米地，那是集体农场解体后分给他的。虽然哈萨克斯坦在1991年独立后开始现代化，依靠出售石油，成了按地区标准来看相对富裕的国家，在新首都建起了光彩夺目的建筑奇迹，但该国与中国接壤的东部边境地区仍欠发达，这里的经济以畜牧业和粮食生产为主。努努尔说，他的村子里仍然没有通到室内的自来水，我们从他的玉米地经过时，看到了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中央规划建筑的废墟：一个昔日的葡萄酒厂，一个关了门的牛奶厂。
中国的规划比苏联远大得多，涉及范围远远超出了哈萨克斯坦东部。“一带一路”中的“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由错综复杂的铁路和公路组成的经济带正在从中国东部穿过欧亚大陆，凌乱地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延伸。“一带一路”中的“路”指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它将把泉州和威尼斯连接起来，沿途在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有停靠港口。迄今为止，至少68个国家与中国签定了双边项目协议，涉及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近三分之二，这些项目的部分资金来自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中国公司正在建设或投资的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的新高速公路和燃煤电厂，希腊和斯里兰卡的港口，中亚的天然气和石油管道，阿曼的一座工业城市，以及老挝的一个6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而老挝2017年的全国生产总值还不到170亿美元。中国拥有位于从缅甸到以色列、从毛里求斯到比利时等国的港口的股份。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投入了大约2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在亚洲。中国还暗示，“一带一路”倡议将在未来几年里，在全球数百个项目上投入总计一万亿美元的资金，比马歇尔计划的资金高出约一个数量级，让后者相形见绌。如果把所有参与国的投资加进来，估计总成本将高达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的规模如此之大，项目种类如此之繁多，以至于描述这个计划就好像是试图描述整个地球的天气状况。“一带一路”的个别组成部分本身就跨越数百英里，也极其复杂和国际化，比如68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或者已陷入停顿且丑闻缠身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让人难以理解。但我听说，霍尔果斯这个开拓性前哨站点，比任何地方都更能让人领会到该项目的雄心壮志。
努努尔开车带我穿过他的村子，来到了一个可以俯瞰边境哨所的地方，这里距离他在将近60年前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碎石厂附近，碎石厂下面的山谷里有一片翠绿的玉米田。在田野更远处，透过蓝色的薄雾，我可以看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全球经济新十字路口。
很容易就看到了边境的中国那边。自2014年开始，那里出现了一座10万人口的速成城市，名字也叫霍尔果斯（英文Khorgos，有时拼写为Horgos），城里黑黝黝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虽然从远处看，边境的哈萨克斯坦这边不那么壮观，但我知道，这里现在拥有同类自由贸易区中最早的一个，设在跨越两国边界线的领土上。在一片柏树萌生林后面，我还能看出这个新无水港（也就是为货运列车服务的内陆运输物流中心）里龙门吊车的轮廓。这个无水港于2015年开始运行，可能很快会成为全球同类无水港中最大的一个。与无水港毗邻的是一个新建设起来的铁路公司小镇，以及为建设工厂和库房腾出来的其他附近空地，这座10万人口的城市的一些未来居民将在这些工厂和库房工作，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这座小城将很快壮大到边境对面那座城市的规模。
工厂经理向我们慢步走来。他问我们想不想通过检查站，检查站的那边，是哈萨克斯坦的最后一个村子，再往前，就是中国。
我们回到车里，把车开到检查站前，门口站着两个肩上挎着步枪的卫兵。他们看起来很年轻，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经理大喊着其中一人的名字，那个卫兵会意地走到乘客那边的车窗前。似乎这个镇子里每个人都彼此认识。
“给我点儿瓜子，”经理说。卫兵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袋子，把瓜子倒在经理合成杯状的双手里，直到瓜子溢出来。经理解释说，我们想去中国看看。卫兵耸了耸肩，升起了门栅。检查站再向前两英里，穿过一个满是农田的山谷，一条橘色的山脊标志着中国最大的行政区——新疆维族自治区的开始。边界线在我们脚下山谷的某个位置。如果我们继续前行，就会抵达中国的哨所，我们从这里能依稀看到那个位于一串之字行道路的最高处的哨所。不过，我们没有去试试。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在新疆建起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警察国家，目标是该地区讲突厥语系语言的穆斯林，尤其是约占自治区人口半数的维吾尔族。作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所描述的打击恐怖主义“去极端化”努力的一部分，当局已经创建了一个到处都是政府监控、随意大规模关押、洗脑和折磨人的禁区，这个禁区所覆盖的面积比德国国土的四倍还大，所包括的人数几乎与澳大利亚的人口一样多。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有高达新疆穆斯林人口的15%的80万到200万人已被关押在1000多个拘留营里，这个拘留营的网络仍在不断扩大。
从我们在边境的位置上是看不到这些的。一切看起来都平静祥和。在我们左边，是一条牧羊人走的小道，一直通向顶部积着白雪的群山之中。那里是牧人夏天放牧牛羊的地方，海拔远高于玉米地和向日葵地的峡谷。在我们右边，在山脊更远的地方，国际商务的全盛现代主义未来正在拔地而起。你可以眯起眼睛，想象自己是在观看整个人类集体活动历史的一部延时影片，从第一个四处游牧的放羊人一直到现在。
中国从未公布过任何“一带一路”路线的官方地图，也没有公开过任何获准项目的名单，并且从未提供过参与国家的具体数量，甚至更没给出过成为参与国意味着什么的指导方针。但这种模糊性可能正是其决定性优势之一。与其说提供一个大型项目和双边协议（其中一些可能会遇到困难或失败）的清单，不如让人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一只模糊可见的手，这只手在中国能起作用的地方指挥着基础设施、能源和贸易的紧密连接的发展。
“一带一路”也是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中国领导人可以把该国外交政策的几乎任何部分，从土耳其的制碱工厂到中国位于吉布提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展现为一个不具威胁性愿景的一部分。中共代表喜欢将这种愿景称为“双赢的”全球发展。近年来，中国已经提出了几种扩大习近平最初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方案，使得这个倡议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进入虚拟领域的“数字丝绸之路”；打入南美洲的“太平洋丝绸之路”；以及穿越北极圈的“冰上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习近平自己也在达沃斯赞扬全球化的好处，并且努力将自己的“世纪项目”包装为曾将欧亚大陆联系起来的、自发形成的贸易路线的自然延伸。
批评人士已经将“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甚至称其是“债务陷阱外交”战略的一部分，用基础设施项目诱使缺乏资金的国家，而这些项目不太可能带来足够的收益，让这些国家能够偿还资助项目贷款的利息。这就是斯里兰卡由中国资助建造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的不幸局面。在斯里兰卡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后，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接管了这个港口。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表示，有八个国家由于承担不起那些项目，面临着“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债务压力”的高度风险。
毫不夸张地说，哈萨克斯坦真有可能在中国的计划中起核心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最初是在阿斯塔纳宣布的，在2013年的一个有习近平和长时间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努尔苏丹·A·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 Nazarbayev)出席的典礼上。同一个典礼上，习近平和纳扎尔巴耶夫还庆祝了两国合资修建的天然气管道的开通，并且签署了价值300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虽然哈萨克斯坦经济过去倾向于围着俄罗斯转，但中国在2007年取代了俄罗斯，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进口国。一些批评人士担忧，“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将该国带向更深的经济从属地位。“一些人认为中国太大了，”位于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与战略大学(Kimep University)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尼格梅特·伊巴迪力丁(Nygmet Ibadildin)对我说。“哈萨克斯坦人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得到双赢，但在这些情况下，中国经常赢得更多。”
即使是在一个缺少重要民主权利的国家，争取外国投资也存在着风险。2016年，一项将允许把农田分块租给中国公司的提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导致纳扎尔巴耶夫搁置了该措施。新疆的人权危机也对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名声没有多大帮助，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作出任何可能会疏远一个重要经济伙伴的公开声明。就在外交官们可能正在秘密地为新疆的哈萨克族人进行谈判时——今年1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宣布，中国将允许2000名哈萨克族人放弃国籍，越过边境进入哈萨克斯坦——政府并没有让边境对面存在的警察国家干扰该国与中国的合作。
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两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更不用提双方对独裁政体的共同爱好，但这也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史无前例的特点。在许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这个项目的新奇本身似乎给它带上了一层乐观主义的薄纱。去年9月，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用一段音乐视频庆祝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视频模仿了可口可乐1971年做的“我想给这世界买瓶可乐”(I’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的著名电视广告。这段新音乐视频用的英文歌词有所改动，比如“我想给世界修一条路/用爱铺满它”，演唱者是来自几十个参与国满带笑容的代表，他们用襦裙、盖头和达西基（西非男子穿的花哨而宽松的套衫——译注）等民族服饰盛装打扮。音乐视频没有解释该倡议是什么，而是狡猾地把可口可乐满足需求的能力作为空暗号，让每个人去填自己的意思。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世界需要‘一带一路’／因为它实实在在。”
“霍尔果斯东门”(Khorgos Gateway)从平坦的沙漠盆地里拔地而起，像是个配有起重机和储存筒仓的暗黄色的月球基地，一辆货运列车会时不时地慢慢驶入。我在一个潮湿、阴沉的早晨来到这里时，三个安装在铁轨上的龙门吊车架赫然耸立在头顶上方15米处。虽然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也许是中亚最先进的港口，但它仍保留着哈萨克斯坦东部的乡村气氛。当我走入无水港的主要办公楼时，一名保安员正在给来人分发他从自家园子里摘来的苹果。
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的首席执行官查士兰·哈姆津(Zhaslan Khamzin)将我迎入一个井然有序的办公室，办公室窗外就是货运场。“未来就在这里，”他自豪地说。霍尔果斯拥有位于欧亚大陆之间的得天独厚的位置。“看看地图，你会看到这里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欧洲，俄罗斯在北面，高加索和伊朗在东面。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些？正是因为运往这些国家的90%货物目前走的是海路。”
自从这个无水港的首趟列车2015年通行以来，哈姆津说，在中国生产商品的各个公司开始认识到一条穿越亚洲的陆上贸易路线的优势。他声称，无水港已把约翰·迪尔(John Deere)公司的联合收割机运到了阿塞拜疆，还把惠普的零部件运到了西欧。他补充说，虽然海运集装箱也许费用低得多，但花费的时间能是陆运的三倍，而空运的费用则远远高于海运和陆运。作为比较，经过霍尔果斯的集装箱可以在14天内从中国的起始点到达欧洲，比海运快，比空运费用低。“我们将成为一个中央分发点，”他总结道。根据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公司的预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里将在几年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无水港。
在外面的货运场上，野狗对排放整齐的集装箱嗅来嗅去。外面开始下雨。一列火车刚刚驶入港口，身穿黄色防雨衣的工人们跑着出来迎接它。虽然两国交情不错，但中国的边境当局对货运时间表守口如瓶。港口有时候只是在一个即将到来的货运列车在视野中出现的一小时前才知道有车要来，随后，一场机器和人员行动的快速芭蕾便开始了。随着一个龙门吊车穿过薄雾向我所在的方向慢慢移动，汽笛鸣响起来。这三个40公吨重的吊车横跨在六条铁道之上——其中三条是从赫尔辛基延伸至乌兰巴托的跨越后苏联世界的宽轨铁道；还有三条是中国和欧洲都使用的标准轨距铁道——从我的视角，它们看上去不可思议地比我们周围的大山还高。从一个悬在空中的控制室里，一名吊车操作员用令人麻木的熟练度把集装箱吊起，然后慢慢放到列车平板上。
哈萨克斯坦的国有铁路公司拥有霍尔果斯无水港51%的股份。其余49%的股份由两家中国国企分别持有。哈姆津不把中国的参与看作是经济帝国主义，而是港口成功可能性的证明。他解释说，中国人“是不看到商业机遇，就不会在这里投资的那种人”。
这种安排在哈萨克斯坦不那么一边倒，不像在陷入“一带一路”债务更深的国家那样，所以斯里兰卡的情况不太可能会在这里发生。但中国的投资已经十有八九降低了哈萨克斯坦对新疆发生的镇压的回应。
每列抵达霍尔果斯的火车都需要经过中国的这个自治区，有2400万人居住在那里，其中包括超过1200万维吾尔族人及约150万哈萨克族人。尽管政治动荡困扰这个地区已经几十年了，包括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维吾尔分裂分子制造的持刀伤人和炸弹袭击事件，但新疆当局所做的回应的残忍程度极不对等，当局将以数十万计的维吾尔族人、还有数千名哈萨克族人和柯尔克孜族居民抓了起来，这项行动把这么多的人关进了集中营，其范围之广堪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人的“罪行”无所不包，从公开展示宗教信仰——蓄胡、在公众场合祈祷、拥有《古兰经》或拒绝吸烟或吃猪肉——到仅仅是与居住在国外的亲人一起旅行，就连跟国外亲人通话也是罪行。对那些尚未遭到拘留的人来说，新疆已成为一个到处都是法外检查站、巡逻人员、GPS追踪，以及随意入室检查的反乌托邦地带。
一些专家说，这些拘押营及其他安全措施，部分是针对穿越新疆的货运量越来越多作出的反应，这些货运量中的很大部分都经过霍尔果斯无水港。“新疆所起的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对我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雄心已经把新疆从一个边缘地区转化成了中共领导人口中的发展“核心区”。这就是为什么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方，人们知道那些拘留营的存在很重要，郑国恩说。“这种意识有相当大的可能会给‘一带一路’倡议蒙上极为负面的色彩。”
在无水港转了一圈后，我沿路向一英里外的努尔肯特前行，这是一座新建的小城，城里有低矮的平房和公寓楼。尽管霍尔果斯无水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但其运作规模仍然不大；如果它是一个美国海港的话，其2018年的吞吐量会让它在美国港口排名上名列第26左右，位于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港、波士顿港和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港之后。霍尔果斯无水港只有190名员工，哈姆津说这个人数与港口所需的相近，这些人中大部分都住在努尔肯特，住在那里的还有铁路工人、警察、边境卫兵、海关官员，以及这条新前线上的其他从业人员。除了在一栋公寓楼人字形屋顶下用剥落的砖块筑巢的乌鸦发出的叫声外，这里一片寂静。在2016年对该地区的一次访问中，纳扎尔巴耶夫曾预言，当地人口将出现增长，并将与扎尔肯特合并，形成一座大城市，但这还很难想象。计划用于扩张的地方现在的标志是一个交通环岛，岛上有一个银色的阶梯式门——那是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想出来的“2001”方尖碑——通过起拱门，我看到的只是一片无人看管的低矮灌木丛林地。
就在我站在那里看拱门的时候，一辆车在我旁边停下。一名头戴草帽、脚穿凉鞋的男子从乘客那边的车门下来。“这里由我看守，”他说。他拉开盘在地上的软管，开始给环绕拱门的草坪浇水。“这是通往努尔肯特未来的双大门，城市会在那里拔地而起。”
霍尔果斯另一个重要地标是一座因开放边境而出现的、名为国际边境合作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Boundary Cooperation，简称ICBC)的新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于2011年在距离无水港约10公里处设立了这个中心。在这里，来去自由的不只有货物，还有人。在这个免税、免签证的区域，愿意在海关排队等待一小时的哈萨克公民可获准进入边境那边中国的霍尔果斯的一个用高墙围起来的区域，他们可以在那里购买便宜的针织品和电器，而中国游客则可以进入哈萨克斯坦这边的一片用高墙围起来的悠闲娱乐区，购买纪念品，享用烤羊肉串和胡萝卜面等哈萨克佳肴。
一个联合国人权小组将整个新疆描述为一个“大规模拘留营”，但这并没有阻止我在这里遇到的工人建议我通过霍尔果斯无水港ICBC进入中国。这个ICBC是与中国一起设立的特别经济发展区的产物，也就是为促进就业和投资而设立的工业和商业区。中国国内有几十个这种经济特区——第一个特区深圳如今已是拥有超过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霍尔果斯是第一个部分存在于中国边境之外的经济特区。中国官员已经宣布了要在从阿尔及利亚到越南等国家设立50多个国际经济特区的计划。
在霍尔果斯，ICBC的目的似乎是让无水港畅通无阻的贸易愿景、以及一个相同的无边界商贸愿景变得更完美，即使大多数哈萨克人对这个项目的理解是，它是造价便宜的中国商品批发仓。阿拉木图商店店主中流行的一种做法是，雇一名当地人等在ICBC外边，帮忙规避针对进口商品的重量限制，这些人被委婉地称作“运送者”。据说，海关官员对这种情况会睁一眼闭一眼。
我那个由国家指派的导游到我住的扎尔肯特酒店来接我，他开着一辆时髦的梅萨德斯轿车，开车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刚抢了一家银行似的。就在我们猛地绕开一辆运送西瓜的卡车时，他大笑着问我，“你紧张吗？”他叫马拉特·阿拜尤里(Marat Abaiuly)。如果说ICBC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贸易前哨，阿拜尤里就是驻这里的大使，是舆论制造者和潜在投资者的英俊联络人。他用在一路上通过检查站时友善地按喇叭，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跳出车门抓住当值士兵的前臂，来让人知道他所拥有的这种权力。
当时是上午10点，批发商和满怀希望的运送者们在上边带有铁丝网的栅栏外排起了长队。大巴司机们躺在他们敞开着的货舱里面，不停地抽烟，为打盹度过这一天做准备。在海关大楼内，一个建筑工人正在用手提钻捣毁地瓷砖。破碎瓷砖的周围有临时画出的线。
中国据说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把自己这边的霍尔果斯建设起来。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这边的ICBC大部分还只是未来的一个梦想。一批奢华酒店、综合体育场，以及一个名为“霍尔果斯快乐天地”(Happy Land Khorgos)的迪士尼式主题公园等项目，由于资金不足处于停工状态。散布在为数不多的小型零售大楼之间的是成片的瓦砾和停工的在建项目，再就是是哈萨克斯坦这边最有特色的东西，外形向蒙古包帐篷的礼品店了。
近年来，霍尔果斯这个名字已经在哈萨克人那里成为了走私团伙和广受关注的腐败案的代名词。2011年，当局逮捕了霍尔果斯海关负责人，那是抓获一个更大、涉及1300亿美元的走私集团行动的一部分。2016年，ICBC前负责人因一个建筑投标受贿100万美元的过程被人录了音。这些公众丑闻中的主角一般不是当地人，但从我在边境检查站前看到的那群人来看，在霍尔果斯从事非正式的灰色运送工作，似乎已经取代了畜牧，成为当地的主要工种。“大多数当地人都在ICBC干运送的活儿，”一名总部位于阿拉木图的卡车运输公司首席执行官后来告诉我，他把这种工作描述为某种伪合法的走私。“那是他们赚钱的方式。”
阿拜尤里安排了一辆ICBC厢式货车把我们送过与中国接壤的开放边境，那里对来访的哈萨克斯坦人有主要吸引力的是四个没有窗户的大型购物中心。这些购物中心里满是店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和少数上了年纪的男性在日光灯下售卖内衣、电器和一系列其他平价商品。一个购物中心只卖皮毛大衣，这是在哈萨克斯坦具有礼节性意义的东西，尤其是在婚礼上的姻亲之间。当时天色还早，却已经看不到顾客了。各层楼上一模一样的店铺空无一人，货架上摆着没有气味的动物皮，和墙一样高的镜子让货物看起来比实际的多两到三倍。
我在那里遇到的一些员工是来自新疆的中国公民。我听说过，在一些城镇，仅仅是和记者讲话都会被作为拘留的理由，所以我没怎么说话，当我遇到一名坦率的哈萨克斯坦毛皮商占木尔·埃尔肯兹(Zhannur Erkenkyzy)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她已经在边境工作了六个月。她之所以能获得了这份工作，是因为会说汉语、俄罗斯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她也是这家店的模特，她说，还给我看了她的Instagram页面，上面有她依偎着貂皮、狐狸皮和海狸皮的照片，不过，此时此刻她一点也没穿皮毛制品，只穿着一件黑色的鸡尾酒礼服套裙，一点光都不反。
埃尔肯兹说她一周工作七天，除非她提出要休息一天的话。等待通过难以预测的边境要花的时间意味着，这份工作占据了她大部分醒着的时间，工作中的一个亮点是抓贼。“当我们看到店里有小偷时，会戴上红袖标，用棍子打他们，”她兴奋地说。这时，阿拜尤里插了进来，没好气地小声用俄语说，“你为什么要对记者讲关于我们的这么糟糕的事情？”
回到哈萨克斯坦这边，我们在蒙古包外形的店里逛了逛。店里的员工都是中国人，既不会俄语，也不会哈萨克语。游客们在其中一个店里漫无目的的闲逛，浏览着成排的速溶咖啡、翡翠蛋，以及老鹰、羚羊等动物标本。店外面是一排高尔夫球车和一台加长豪华礼车，等待着将游客们送回去。我看着一群穿着及踝长裙的女子，穿过像是月球表面的石头地带，向中国方向走去，身后还拖着轮子拉杆箱。当我向阿拜尤里问起那些无处不在的运送者时，他笑了。“我对这个话题不能发言，”他说。
在一个户外餐馆，我遇到了一个烤羊肉串的大师傅，他就住在中国游客用餐的一个蒙古包里面。他每周离开、再重新进入ICBC一次，以避免法律上的麻烦，他说住在这里比住在其他地方都要便宜。
对中亚历史的一种阅读，是将其视为骑马的游牧民族与在他们之中定居的人口的互动记录。长期以来，骑马的游牧民族一直是这个欧亚大草原上的主要居住者。直至1930年代，大草原上的活动仍以畜牧为主：放棉羊、山羊和其他牲畜。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两侧，大群的牧人骑着马四处游荡，结成不断变化的部族，有时分裂，有时形成政治联盟。事实证明，这些游牧部落坚不可摧，直到18世纪晚期，他们在那时开始被中国人征服，在如今的哈萨克斯坦，他们被俄罗斯、后来是苏联统治。
1929年，苏联领导人作出决定，让哈萨克斯坦的畜牧业劳动力去农场工作。这种强行的集体化做法被套在了教化使命的框架之中，为的是让被许多俄国人长期视为原始野蛮的人口现代化。原来用于放牧的土地经过灌溉，改为生产小麦，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该国约90%的牲畜死掉了。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及哈萨克族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死亡，这个人造的灾难结束了该地区传承了数千年的游牧生活。哈萨克人成了苏联以他们的名义成立的共和国的少数民族。
游牧的畜牧生活在哈萨克神话中仍占有中心地位——纳扎尔巴耶夫将自己描述为“牧人的儿子、牧人的孙子，以及牧人的曾孙”，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游牧已经退到了该国经济的边缘。在哈萨克斯坦这个地区，大多数遗留下来的牧人以一种半游牧的方式生活，所谓的“季节性迁移放牧”，他们在冬季住在低海拔的村庄里，夏季到山里的牧场去放牧。我想知道那些在俯瞰霍尔果斯的山里放牧的人们，对他们冬季家园附近出现的经济热潮有什么反应？一个早晨，我探访了中噶尔山里的一个牧人小村，这是天山向北边延伸的一段，是以最后一名统治中国西部草原的游牧可汗的名字命名的。
那天是周五。村子里的大多数男性都去了清真寺。我让当地水坝看守者的儿子带我进到更深的山里，那里是这些家庭整个夏天放牧的地方。水坝看守者的儿子说他叫图拉尔(Turar)。我坐进了图拉尔老旧的四轮驱动拉达汽车，然后一路嘎吱作响、上下颠簸地沿着陡峭的河岸往山里开，从河岸可以看到沙丘和连绵起伏的丘陵。雄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我暗自想着哈萨克斯坦的美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图拉尔却能捕捉到这里尚未开发的空无一切之感。“就像是一个屏幕，”他隐晦地说。然后，为了进一步说明：“就像是一台计算机。像Windows系统的屏幕一样。”
为了到达草原，我们在大坝下了图拉尔的车，他的家人在那里控制着进入一个苏联时代修建的灌溉渠的融化雪水和山泉的流量。没过多久，我们抵达了一片翠绿的山坡，在高山繁茂的青草怀抱之中只有一个圆顶帐篷。图拉尔说，这个地区名叫“黑峡谷”(Black Gorge)。
图拉尔的一个朋友从帐篷里走了出来，阳光晃得他直眨眼。他叫阿尔森·阿克哈特(Arsen Akhatay)，之前一直在睡午觉。每个春天，他会帮着把家里的牲畜（几百只羊、50头牛和马）赶到山上的草原里，看管它们。当学校秋季开学时，他会返回村子，将把牲畜赶下山的工作留给他的父母。在放牧期间，他有很多空闲时间。有时候他会参加打中亚叼羊(kokpar)的游戏，这是一种流行的中亚运动，运动员们骑在马上，对一头无头羊尸争夺不休。阿克哈特是本地运动队里的进攻者，本周本来应该到训练营去为全国大赛做准备，但他却生病了。他漠然地审视了着自己的羊群。每只羊身上都用树脂涂着大大的数字“5”，这个标记意味着是他家羊群的成员。圆顶帐篷门口附近一个固定在插在地里的桩子上的太阳能板，为中国产的一台收音机和一台四英寸的电视提供能源。图拉尔向峡谷远处示意，阿克哈特家在再走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放牧他们的马，图拉尔说，如果你一直往那个方向走，就能到中国。
阿克哈特穿着一件蓝色迷彩外套，哈萨克警察在野外演练时穿的那种。他的表兄弟从圆顶帐篷里出来，穿着同样的衣服。上学期间，他们住在扎尔肯特附近一个叫吐鲁番的村子里。再开学，阿克哈特就该读高中的最后一年了，他说自己不想当一辈子羊倌。我问他是否想在霍尔果斯找份工作。
“村子里好多人都在边境当运送者，”他说。“有许多正式的工作，但也有许多非正式的。”如果一切不变的话，他说，他想找份正式的工作。他高中毕业后的打算是，去阿拉木图的军事院校学习，以后当一名边境卫兵。
在我们开车下山的路上，一切都美不胜收。没过多久，我们抵达了另一个小山村，里面有白桦树和土豆园。图拉尔在一个水泵旁停好车，把我介绍给他一位曾经的同学，一位名为佐拉曼·塔什米汗(Zholaman Tashimkhan)的哈萨克人，他走出来向我们打招呼。
我们坐在水泵附近的路边。像阿克哈特一样，塔什米汗夏天大部分时候都在山上度过，但他年龄要大一些，已经被边境工作吸引过去了。他在铁路上干了一年活，这是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一份好工作——“我利用了我的关系，”他说，然后大笑起来——但之后，他姐夫给他找了一份做运送者的工作。“这不是份正式工作，”他说。“不是给公家干活。”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几个来自村子里的男子开始聚集到水泵周围。塔什米汗解释说，他在扎尔肯特当过批发商，一周会去ICBC四、五次，把家用商品，主要是床单和针织品带回哈萨克斯坦。他挣的钱取决于他能把多少东西带过海关。通常，他一天能挣相当于15或20美元的钱——这是不错的收入——有时候还能挣到60美元之多。海关执法很松。“对我们来说，你只要和那里工作的人说说，就能把东西带出来，”他说。
更多的村民来到了路上，直到他们在我们周围围成了一个圈。塔什米汗换了个话题，然后和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他开始觉得他会因与我聊天而感到后悔。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男子之前一直在街上来回踱步，现在我们旁边蹲了下来，开始惹人注目地在距离我脑袋几英寸的地方磨一把镰刀。图拉尔建议，我们该继续下山了。我们上了拉达汽车，扬长而去。
我们这个时代最老生常谈的话恰巧也符合事实：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连。但是，如果说世界更相连了，其实世界也比人类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受管理了——世界上的人民受到更多的胁迫和监视，更容易受威权主义领导人摆布的影响，而且更依赖于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的命运。如果说第一条事实让世界的某些地方变得更自由了，第二条事实则让世界的其他地方更不自由了。
扎尔肯特地方法院一场仍在审理中的案子突显出这种倒置。在我看来，这种倒置正是霍尔果斯发展的核心所在。该案涉及塞拉古·萨于特贝(Sayragul Sauytbay)，她是一名在中国出生的哈萨克女子，从新疆逃了出来，正在哈萨克斯坦请求政治庇护。在新疆的镇压开始之前，哈萨克族人能自由地穿越边境，探亲访友。但在2016年，随着穿越边境变得越来越充满危险，萨于特贝的丈夫决定带着两个孩子永久地搬到哈萨克斯坦去。萨于特贝当时是新疆的一名幼儿园园长，她留在了中国，计划以后再与丈夫团圆；她家的其他人2017年成了哈萨克斯坦公民。一年多来，他们只能在ICBC的自贸区见面。
2018年4月5日，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萨于特贝用伪造的身份证件进入了ICBC，然后伪装成旅游团的成员，偷偷进入了哈萨克斯坦。几周后，她被逮捕，并被指控非法入境，后来，人们开始听到她的故事。在她家人离开中国后不久，萨于特贝被分配到新疆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拘留营工作。在她的证词中，她将那里描述为“山里的监狱”，在高墙和带刺铁丝网的里边关押着约2500名被拘押者。她说，当局强迫她接受那里的一份教师工作，向被关押者灌输政府的宣传，当局警告她说，对泄露有关这些拘留营任何信息的惩罚是死刑。当局还没收了她的护照。
在审理她的案子时，萨于特贝提供了一些关于新疆拘留营生活的一些最早证词。她的案子在哈萨克斯坦的全国性报纸上成了头条。她嫁给了一位哈萨克公民，本人是一名“回归者”，政府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吸引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哈萨克族人回归祖国，而她正是这些人之一。但如今，萨于特贝案的检方提出，她应被遣返回中国，她声称，在中国，由于她把拘留营的情况公之于众，她会遭到逮捕，甚至会被杀害。
我在阿拉木图遇到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她不太有可能获得庇护，更不用说哈萨克公民身份了。哈萨克斯坦刑事案件审理中判无罪的比率约为1%，这一比率自苏联时代起就一直没变过。还有“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考虑。哈萨克斯坦可能决定，中国投资比任何关于难民的国际协定都更重要。这并非是一个国家第一次受这种考虑的影响。2017年，希腊否决了一项欧盟在联合国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声明，批评人士将希腊的决定，与中国对希腊最大的港口、以及希腊国家电网所持的控制股份联系起来。今年1月，中国举办了一场丝绸之路名人中国游，邀请来自六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记者，做了一次经过精心设计的旅游，访问了喀什的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喀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另一个著名驿站。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来访人员一致“赞扬了”新疆的“发展和稳定”。一名来自孟加拉国的编辑专门提到了该地区对“没有出现暴力和恐怖主义”所做的贡献。
我在城里的最后一天，恰巧也是萨于特贝案审理的最后一天。约有100名支持者起了个大早，从阿拉木图驱车前往法院，法院与一个公园隔道相望，公园里，苏联英雄的大理石半身像俯瞰着一个儿童游戏场。法院开门时，人群都挤在了玻璃门上。多亏了几名经验丰富活动人士用了一些战略性的推搡，才让我和其他几名记者得以穿过人群进入法庭，大多数人都还留在法院前的台阶上。
随着庭审开始进行，萨于特贝的律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她刚刚填好的庇护申请，作为证据的一部分。法官和检方都提问了萨于特贝，她在一个透明的保护墙后面讲述了她是怎样在被哈萨克警方逮捕时，被一名官员告知，她会被送回中国受死，她的孩子会成为孤儿。
萨于特贝坦率地承认她非法逃离了中国。她表示愿意坐牢，只是不想被送回中国。“如果我不能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她告诉法官。她的家人坐在法庭的另一端，靠近一扇打开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能听到外面人群的喃喃声。
天山山脉地区，半游牧的哈萨克人的夏季牧场。
检方此前曾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认罪协议。所以接下来发生是那种罕见的事情：法庭的一个突然的彻底转变。在最后陈述中，检方提到了哈萨克斯坦全国上下对该案嫌犯的大量支持。她提请法官做出允许萨于特贝在丈夫家里度过缓刑期的判决。“我请求您不要使用遣返，”她说。“我请求您当庭将她释放。”萨于特贝听得睁大了眼睛。她的律师看上去也惊呆了，但表示同意检方的建议。过了一阵，欢呼的声音在法院前的台阶上响了起来。
“看到法律得到了执行，我感到很惊讶，”著名反对派活动人士雷斯贝克·萨尔森拜(Rysbek Sarsenbay)后来告诉我。他推断，政府一定是仔细地权衡了遣返萨于特贝的后果和疏远中国领导层的风险。“即使是一个独裁政权，”他说，“哈萨克斯坦也必须要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
法官宣布了人们意料之中的判决后——哈萨克斯坦检方和法官很少会意见不一致——萨于特贝被人从法庭领到了法院台阶的最上层，在那里，她拥抱了自己的儿子，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慈善表示了感谢。一名诗人登台，即兴用哈萨克语作了一首胜利诗。人群去了扎尔肯特外几英里的一个餐馆，在那里，一个自发形成的庆祝释放的派对开始了，人们首先唱了国歌。服务员端来了“五指面”，这是哈萨克斯坦的一道美食，用洋葱汁马肉配煮面条。当萨于特贝抱着儿子到来时，所有人都站起来为她鼓掌。她对我说，她希望自己的证词能为她在中国的同胞们“带来希望的曙光”。她说，“他们知道有一个国家永远会保护他们。”
庆祝可能有点儿为时过早。正如萨于特贝后来对多伦多的《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说的那样，就在她被释放的几天里，她的姐妹和两个朋友在新疆被抓了，此后，他们都消失在了拘留营里。去年10月，哈萨克斯坦拒绝了萨于特贝的庇护申请。目前，她和家人住在家里，但她在哈萨克斯坦的法律身份仍属未知。
即使她设法避免了被遣返，萨于特贝仍是那些因与哈萨克斯坦有关系而发现自己陷入了新疆拘留中心的数千人中的一个。在庆祝释放的派对上，我发现自己坐在了一位名叫济加尔格哈什·兹帕罗瓦(Qarlyghash Ziparova)的哈萨克女子身边，她的外甥是新疆的一名前官员，名叫阿斯卡尔·阿扎特贝克(Askar Azatbek)，他在表面上看起来中立的ICBC自贸区里消失了。阿扎特贝克几个月前刚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2017年，他与一位朋友进入了ICBC，随后，一群男子乘两辆车向他们开过来，并将他两人拘留。那名朋友已经获释，但阿扎特贝克被带走了。那名朋友说，他们未曾踏上中国那边的领土。兹帕罗瓦试图向哈萨克斯坦的当局投诉，但毫无所获。ICBC告诉她，没有监控视频，但她不相信。她不明白为什么一名哈萨克斯坦公民能被中国就这样带走了——在没有任何审判的情况下。
古老的丝绸之路一半是贸易通道，一半是社交网络。这些路线本身一直在不断变迁，不受任何人管辖，它们的成功在于循序渐进的发展，以及对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当地知识，这与奥斯曼狄斯式的雄心和横扫一切的专制治国正相反，而雄心和专制则是“一带一路”的特点。尽管它有能够创造工作岗位、将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潜力，但这个项目也给针对弱势群体的大规模拘留营和面向穷人的灰色市场经济制造了一个光环。尽管霍尔果斯新的正式工作岗位让少数幸运儿脱贫，但那里更容易看到的是农民和牧民兼职做出租车司机、保安或走私者，成为一个无稳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网络的一部分。这种工作本身就容易受到执法力度突然变化的影响，靠的是可取代工人的不断涌入。对于将这个世界连接到一起来说，这似乎是个高昂代价。
我雇了一名出租车司机送我回阿拉木图。我们走了一条去年新开通的高速公路，这条路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断发展的高速公路系统的一部分，这个高速公路系统的名称是“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Western Europe-Western 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it Corridor)。这条高速公路将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从六个小时减至三个小时多一点，在上面开车感觉就像是坐在一个桌面冰球上。高速路上没有休息区或加油站，我能看到的少数几个地标低调地伫立远远的地方。它们包括一个老火车站、中国石油管道的一个泵站，以及一个形状奇特、建造了一半的风电场，那是中国制造业巨头三一重工的杰作。随着太阳逐渐成为地平线上的一只狭长的红色眼睛，一场沙尘暴从我们左边的悬崖上降临下来，穿过高速公路，进入了空旷的草原。目之所及之处，看不到其他车辆。这不是一条真正的路，更像是一个路的想法。
司机对我刚刚看到结果的那个法庭审理一无所知。他从未听说过塞拉古·萨于特贝。他很高兴能有一条这么好的高速公路，让他能在上面每天在霍尔果斯和阿拉木图之间接送客人。我们都一致同意哈萨克斯坦是个美丽的国家。他指着一些田野说，秋天时那里会满是牛群，然后打开车顶的太阳窗，将手伸到夜晚的空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