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新员工们会拿到几本有关这家中国电信公司的成就的书。其中一项成就是华为如何在欧洲繁荣发展。其中的一章描述了华为员工努力工作，以争取到欧洲电信服务提供商，并向他们出售构成移动无线网络主干的设备。它没有展开说在过去的15年中，公司还如何巧妙地游说、承诺就业并进行研究投资，以取悦欧洲政府。
比如，在英国，华为成立了一个由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BP)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John Browne)领导的特别公司董事会。它向包括剑桥大学在内的学校捐款；为政治领导人举办宴会；并赞助了如查尔斯王子创立的王子信托(Prince’s Trust)等知名慈善机构。在德国，华为创办机构以研究新的创新产业和赞助活动，包括执政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最近的大会。
欧洲政府一直对此表示欢迎。去年，在华为宣布花费30亿英镑（约合38亿美元）的五年承诺扩展到英国，并在当地雇佣了1500名工人后，首相特丽莎·梅(Theresa May)在北京会见了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在去年的一个行业展会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该公司的展位摆拍照片。
尽管有这些精心培养，华为目前在欧洲的地位有崩塌的危险。由于担心用于间谍活动，美国已经开始限制使用中国技术。上个月，美国当局要求加拿大拘捕一名华为高管，即该公司创始人的女儿，她被指控为帮助公司在伊朗开展业务犯下了银行欺诈罪。西雅图的联邦检察官也在调查华为的知识产权盗窃案。
这一事件正在欧洲各地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预示着公司在世界其他地方将会面临怎样的状况，欧洲目前是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最大市场。本月，该公司一名员工在波兰被捕，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德国、法国和捷克共和国的官员也正在考虑限制华为参与被称为5G的下一代无线网络建设。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总部已对使用中国网络技术提出警告。包括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在内的欧洲运营商正在重新评估他们对华为的使用。周四，牛津大学宣布将暂停接受来自华为的捐款和奖学金。
“在安全风险亮红灯之前，它们在欧洲一切顺利，”柏林政策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创始人兼所长托尔斯滕·贝纳(Thorsten Benner)这样评价华为。“你在过去三个月里所看到的变动都朝着一个方向：寻求监管措施以限制在欧洲使用中国设备。”
参与了与欧美官员进行的华为网络安全问题讨论的爱沙尼亚外交官海利·提尔玛-克拉尔(Heli Tiirmaa-Klaar)称，欧洲对华为的转变是因为怀疑中国，而不是这家公司的具体行为。她特别指出中国的黑客攻击和盗窃行业机密的历史，其在人权和网络审查上的糟糕记录，以及可能要求网络运营商保卫国家安全利益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规。
“就什么是网络规范，我们如何在网络空间遵循国际法，中国人正日益远离我们在联合国层面上已经建立的共同愿景，”她说。“他们没有意愿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华为坚决否认有不当行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经“和欧洲各国的客户、供应商和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关系，在这里网络安全一直是我们的首要事项。”声明补充说，公司在欧洲的增长是良好运营记录的结果，而非游说。华为称与政府官员互动在大公司中很常见。
对欧洲国家而言，脱离华为将不那么简单。它的设备是欧洲无线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且这家公司已经花了数亿美元进行5G研究，在英国、德国和波兰开设了测试中心。华为曾表示，禁用华为的国家，比如美国，会面临新的超高速网络建设被延误的风险。华为近来曾赞助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大会。
位于深圳的华为于2001年进入欧洲，但苦于难以在那里站稳脚跟。由于需要国际扩张，它继续着自己的努力。在该公司2012年因安全担忧基本被美国屏蔽后，欧洲市场变得更加重要。2004年，迫切需要争取欧洲客户的华为一度用自己的无线设备改装了一个集装箱，放置在德国电话运营商总部门前。这次营销活动旨在让这些运营商的员工驻足观看。
“他们中很多人说，‘你们是谁？’”华为前欧洲销售经理斯蒂芬·朔尔埃勒(Stefan Scheuerle)说，他现在任德国技术公司Sensorberg的首席营收官。2005年，华为达成了一项向英国电信巨头英国电信集团(BT Group)提供设备的突破性交易。根据其用作新员工培训材料的文集《枪林弹雨中成长》，为准备电信集团的竞标，华为动用了约100名中国员工，在伦敦郊外匆匆租下住处。这些员工常常工作到凌晨3、4点，而且因为当时没有信用卡，他们在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时用的是一卷卷的现金。
2005年，华为还和欧洲运营商沃达丰(Vodafone)签订了协议，出售大约价值100万美元的电子设备。即便如此，朔尔埃勒说，他很快接到了一项新目标：在三年内向沃达丰出售价值10亿美元的设备。华为很快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开设了办公室，距沃达丰的大楼仅几步之遥。
“在三年后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8.5亿美元——几乎已经达标，”朔尔埃勒说。华为还把其他员工从中国调来欧洲帮忙，并雇佣了很多非中国籍的员工。对于不熟悉华为生硬管理风格的新人而言，那是一种突兀的文化转变；朔尔埃勒说，如果工作不合要求，会被员工邮件点名批评。
朔尔埃勒给新员工办工作坊，帮助他们适应公司。他建议他们和中国同事搞好关系，他们更了解深圳总部的动态。如今，华为18万名员工有1.2万在欧洲，2013年时只有7300名。2017年，它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营收超过200亿美元，约占全部业务的四分之一。
即使当美国官员就华为的风险警告盟友时，华为也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这些担忧。它开设了一个测试中心，供英国官员检查其产品。它在欧洲14个国家设立了23个研发机构，并为150多所大学提供资助。它还在其深圳总部招待来自欧洲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
2011年，华为设立了监管英国运营的董事会。事实上，据熟悉其活动两名人士说，该团体对华为内部工作了解有限，除季度会议和参加每年的夏季和冬季聚会外，几乎没什么职责。华为称，该董事会董事负有监管公司合规、健康与安全以及潜在滥用职权问题的法律责任。如今，随着批评声高涨，华为不断会见客户与政府官员，以缓解各方的担忧。这包括允许德国官员检查其工程和代码。在下月的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Barcelona)上，华为计划公布新手机，并介绍5G计划最新进展。该公司表示，一项新的广告宣传活动也在酝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