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最近撰文，谈中国政治改革为什么艰难，文章一出，有媒体称，这是“新年惊雷”，“真正的北大精神和爱国”，“拒作犬儒的北大教授！读书人的风骨”，“北大教授郑也夫公开倒共”，等等。呼吁中共体面淡出历史舞台。评论认为，文章的重要性在于突出知识分子的良心，作者则率先改变逆来顺受的国民形象。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曾撰文揭露中国教育体制和学术界黑幕。他还反对科研腐败，没有为自己的课题申请过国家资金，并且“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
去年12月定稿的这篇文章，呼吁中共体面退出历史舞台，“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说不清最终目标的政改呼声去麻木众生的心智”。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让中共体面退出。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也夫是个学者，他说的体面退出不是让你中共交权。非常现成的就是台湾经验。实际上，蒋经国就是利用体面退出的方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体面退出就是创造一个从从前的独裁专制，改变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党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旦建立起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便你在这种竞选和竞争环境中落败，你也是体面的，没有任何耻辱可言。”
郑也夫文章中说，“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因为那是唯一的体面退出的路径”。
李大同说，郑也夫似乎也认为，中共根本不会体面下台。那么他发表这这番议论的意涵是什么？李大同说，郑也夫希望强调知识分子的良心：“当然，他（郑也夫）知道，这些想法（中共体面下台）是没有用的。也夫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对自己的良心而言。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心，他不得不说出这样能够的话。他必须说出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如果越来越多，那就是一个重要的推进社会的力量。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种子吧，一种勇气的种子。你要求中国人民做到的，你首先自己要做到。这也是身体力行的一种表现。”
郑也夫文章特别谈到类似国民性的问题。他说：“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
香港时事评论员纪硕鸣对美国之音说：“他（郑也夫）现在的有些提法，本质上也代表着民众的觉悟。民众也是一个一个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民众，能够走出来说话。这个理论上都是对的，因为一个大的改革，大的革命来说，没有民众觉悟和民众参与，历史变革无法完成。但是他（郑也夫）质疑民众觉悟不够，觉悟比较底，我觉得这也是脱离了一个现实。这就是说，民众觉悟从来不是可以个人发挥出来，民众觉醒是要有领袖带动的，现在中国缺少产生领袖的土壤。”
纪硕鸣特别谈到中国现实社会中领袖和社会精英的现状，他说：“集权和比较专制的体制下，出现一种领袖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者根本是不可能。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到，有些觉悟的，有些思想的，不要说行动了，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能够表达出来，在这种环境下都不太容易。所以这样的环境下，精英人物产生不了，民众觉醒和号召就没有力量。所以怪不得民众没有觉悟，是整个环境和体制根本没有可能让你有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觉悟。”
提到领袖的作用，纪硕鸣以邓小平为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说不是邓小平站出来，从上到下的设计，或者说推动，这种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网上“美景园Max”评论郑也夫文章时写道：“大陆的中国人涵养和品质这么差, 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土壤；如果搞民主, 中国将会再次混乱, 甚至再次分裂。搞民运的那些人, 你们是典型的误国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