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极具韧性，攻击甚至使他精神振作。眼下他处于沉思状态，试图理解世界新的混乱状态。他自称“失败的哲学家”。对于一个因行动主义和自由主义世界观而天天受到攻击的人来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显得异常愉快。他刚访问过南非，那是他在1970年代后期进行首次慈善活动的地方。当时，他资助了受到种族隔离的黑人学生。这一次，他了解到，索罗斯支持的调查媒体和公民社会团体帮助挫败了一项与俄罗斯签订的、涉嫌腐败的核电站合同。
“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念，即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索罗斯表示。“我们没有停止产生有益影响。”
对这位88岁的对冲基金业之父、全球最著名慈善家之一来说，影响力是有惨痛代价的。从他的祖国匈牙利到他的第二故乡美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势力正在冲击他不懈支持的自由民主秩序。曾经被形容为唯一有外交政策的个人的索罗斯，必须应对全球强人的崛起，以及旨在剥夺他合法性的凶狠反弹。
英国《金融时报》对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的评选，通常反映他们的成就。就今年的年度人物索罗斯而言，他的获选也关乎他所代表的价值观。
他是自由民主制度和开放社会的旗手。这些观念曾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如今它们到处受到压力，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俄罗斯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国。
30多年来，索罗斯一直利用慈善事业来对抗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不宽容。他长期致力于开放、媒体自由和人权，这使他招致多个威权政权以及人气渐长（尤其是在欧洲）的各国民粹主义者的愤怒。
“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我，包括反耶稣，”索罗斯嘲笑道。“我希望我没有那么多敌人，但我把它看成一个指标，说明我肯定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针对索罗斯的反犹太阴谋论太多了，简直数不过来。几乎天天会有陈述、推文或图片，将他描绘成操纵全球政治的大师。
长期隐藏在极右网络中的毒液已渗入主流：憎恨索罗斯支持民主党的特朗普，散布了有关索罗斯资助中美洲移民人潮的指控——这些说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10月袭击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Tree of Life Synagogue)的事件。
那个月早些时候，他成为特朗普的一系列批评者中，第一个收到爆炸装置的人，有人把爆炸装置寄到他在纽约郊区的家。“我被描绘成魔鬼。极端分子在关于我的虚假阴谋论的驱使下去杀人，这个事实对我造成极大的伤害，”索罗斯说。
在大西洋彼岸，曾获得索罗斯助学金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an)，在竞选过程中把这位亿万富翁当作攻击对象，虚假指控他策划了让移民涌入欧洲大陆的欧盟(EU)计划。欧尔班的政党到处张贴有索罗斯照片的海报；批评人士称，这些海报很像当年纳粹的“哈哈笑的犹太人”宣传画。本月，索罗斯1991年在布达佩斯创办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表示，正“被迫”把一些课程转移到维也纳，并把此举称为“欧洲的一个黑暗日子，匈牙利的一个黑暗日子”。
在索罗斯完成学业并拥有房产的英国，也有人耿耿于怀地记得他在1992年做空英镑，“压垮英国央行”。几十年后的今天，他因为反对英国退欧、并资助“英国的最佳选择”(Best for Britain)——倡导就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资格举行第二次公投的组织——而饱受诟病。Facebook也加入传播虚假信息的行列，委托进行以诋毁这位亿万富翁为目的的研究。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怀疑索罗斯做空了Facebook的股票，就因为索罗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一篇演讲中抨击这家社交网络公司。
索罗斯给人的印象是极具韧性，种种攻击甚至使他精神振作。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信息消费者，也能够专心倾听。眼下他处于沉思状态，试图理解当今世界的新的混乱状态。他谦虚地自称为“失败的哲学家”。
“当年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段开放社会非常成功并且逐渐占上风的时期，”他在谈到近几十年的变迁时表示。“但历史走向已改变。这就是我试图理解的问题。是什么让封闭社会取得了进展？”
索罗斯有很多住宅，但英国《金融时报》在马拉喀什采访了他，他将在那里出席一个会议。此刻，他坐在豪华的La Mamounia酒店的一个院子里，旁边是一片橘树林。他随意地穿着一件蓝色条纹开襟羊毛衫，请来访者通过麦克风讲话，因为他听力不好。他用带有匈牙利口音的英语开玩笑说，他就是那个长着金色耳朵的人——此言是指他的镀金助听器。尽管他抱怨自己的记忆力正在衰退——“我只记得未来，”他打趣道——但他依然敏锐，对细节相当清楚。
索罗斯的批评者指出，他的个性中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作为一名无情的投机者赚取了财富，在此过程中很少考虑自己的豪赌会产生什么后果，最终又怀着救世主般的热情把财富捐出。他们认为，他的慈善行为流露了他压抑在心底的罪恶感。然而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说，同样的主线——叛逆和极高的风险耐受力———贯穿着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不管是基金管理还是慈善。
美国小型文学院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校长、索罗斯的长期好友莱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表示：“他的人生根源在于青少年时期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长大所遭受的创伤，作为一个四处躲藏的犹太人，他在自己的人格形成期见证了人类最黑暗的本能和行为。”
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1944年，在他14岁时，纳粹入侵。他在纳粹占领时期依靠假身份证件幸存下来，纳粹占领导致50万匈牙利犹太人丧命。在机智的律师父亲蒂瓦达(Tivadar)安排下，全家分开躲藏，小乔治被送去与一位农业官员生活，假装是那个人的教子。乔治曾陪同这位官员巡访，盘点被没收的犹太财产，他对那段经历毫无控制能力，却在几十年后受到其纠缠：那段经历成了“索罗斯曾与纳粹合作”这一恶劣指控的依据。
对索罗斯影响更大的是更早期的一件事，当时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二战时期德国强加的犹太-德国合作行政机构——译者注）要他给一些律师送达递解通知。
“一个律师告诉我，他一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因此，如果他听从命令，他不可能出事，”他表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意识到，世界上可能会有不公正的法律，谁遵守谁倒霉。”
共产党在匈牙利巩固权力之际，17岁的索罗斯决定逃离。他逃往伦敦，在那里做搬运工和服务生。尽管他一开始感觉自己非常不受欢迎，但英国给了他新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时，他在观念上受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他的思想（只有开放民主的社会才能繁荣）的影响。这些思想后来将成为他的慈善行为的基础。
受到父亲灌输的竞争意识（他鼓励他的儿子们运动，索罗斯现在仍然打网球）推动，索罗斯在上世纪50年代来到华尔街，成了一名套利交易员，他在那里最终创建自己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并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投机者之一。“我在赚钱方面领先的秘诀是，我对自己的决定和对整个体系一样挑剔，”他解释道，“我放弃那些没有效益的头寸；我在得手后见好就收，一般而言，我总是先进先出。”
然而，他真正走上国际舞台是在他1992年做出那个臭名昭著的豪赌之后，他当时押注英镑下跌，这帮助迫使英国在“黑色星期三”从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退出。他建立的空头头寸让他斩获逾10亿美元利润。
到那时，他结交并在经济上支持东欧的异见人士已有大约10年，1984年，他在匈牙利创建第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早期的支持对象之一是由欧尔班领导的一个学生组织。“柏林墙”的倒塌为推进他的自由主义议程带来了新的动力。在他的“东欧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for eastern Europe)遭到冷嘲热讽后，他开始以个人身份实施该计划。例如，1992年，他创建了一个1亿美元的计划，为前苏联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科学家支付薪资，并将学术期刊分发给图书馆。
随着冷战结束，索罗斯扩大了慈善事业的范围，他支持各种议题，从移民到毒品政策，同时还挑战歧视，包括欧洲对罗姆族，以及更近的缅甸对罗兴亚族的歧视（几年前在缅甸的一次访问让他回忆起童年时期受到的迫害）。如今，甚至在对他的毁谤日益加剧之际，他心中有了新的目标。作为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他说他相信人类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而不是反过来），他正考虑在以色列变得更加活跃；以色列的一部有争议法律让他失望，该法律宣告，只有犹太人有权参与国家的自决。
“乔治是永远的活动人士，但不是（像法国抗议者那样）穿着黄背心和工作靴，他有非常殷实的支票簿和自由主义议程，而且他从不放弃，”英国前官员、索罗斯的老朋友之一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表示。“他的观念不是基辛格那种自上向下改变世界的理论，而是这样的：如果你为有强大思想的人提供种子资金，然后你又很幸运的话，这些思想就会引发共鸣，改变这个世界。”
索罗斯表示，他从未考虑过竞逐民选职位，而那些认识他的人对此赞同，认为他不会擅长这些。就像马洛赫•布朗所说的那样，索罗斯冲动，往往突然改变主意，他有宏大的思想，不愿接受“官僚训练”。然而，他主动参与使西方社会意见对立的辩论，这让他容易受到政治干预的指控。
作为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活动的最大捐助者之一，索罗斯因特朗普当选而受到打击（他还错误地押注特朗普获胜后股市将会下跌）。他长期不认同特朗普，一度拒绝接受特朗普大楼的办公空间，但他认为特朗普将会是昙花一现的现象：“他（特朗普）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是一个希望世界围绕他转动的自恋狂。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成功。”
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索罗斯计划不介入初选，只是在民主党通过初选产生与特朗普对决的总统候选人之后，才支持那个人，不管他/她是谁。就目前而言，他的基金会参与了他眼中的重要事业：倡导改革，使202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更加公平，这可能解决少数族裔代表不足的问题。
据索罗斯说，世界正处于革命发酵状态。但他并没有失去希望，即使对英国也是如此，举行第二次退欧公投的前景令他感到鼓舞。然而他说，新的公投必须以显著优势获胜，因为英国必须出于信念（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考量）而留在欧盟。
他仍对欧洲项目充满热情，但对其失败之处坦率直言。欧盟在某些方面让他联想起苏联没落时期，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未能明白它正在失败。“欧盟是由有远见的人建立的，他们知道他们所做事情的弱点，但他们有理由相信，当关键时刻到来时，当时的领导者能够凝聚政治意愿，向前迈出下一步。”现在，他说，欧盟被掌握在宪法律师手里，“这些人找到漏洞来做成事情，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得错综复杂”。
进入垂垂暮年之际，索罗斯的目光超越自己的庞大遗产。他最初计划只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维持自己的基金会，但去年将180亿美元从家族理财室转移到开放社会基金会。据《福布斯》(Forbes)杂志介绍，这使他的财富减少到80亿美元，但会确保他的行动主义保持长期生命力。他找到了慈善事业的继任者：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他说：“我们为原则而战，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战斗，无论输赢。” 然后他似乎想起什么，又补充说道：“我不是那么喜欢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