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山坡上，巩万萍每天凌晨5点10分起床，打水，给儿子做早饭。儿子埋头看英语和化学课本时，她给他洗脚。如果他偷看一眼她的手机，她会打他。
现年51岁的巩万萍很早就辍学了，17岁的儿子李秋才的未来是她的头等大事。如果秋才高考表现出色，如果他能被一所顶尖大学录取，如果他能实现自己当科技公司高管的梦想，一切就都会改变。“我们脱贫就靠他了，”她说。
为了实现这一切，巩万萍和数百万像她一样的中国人与执政的共产党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政府保证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甚至是农民的孩子，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作为交换，这些人远离政治，对爬上屋顶斥责强拆房屋的抗议者视而不见，并接受贴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海报宣传。
巩万萍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感到自豪，希望能分得一些好处。她说，政治在她的生活中不重要。“我不关心领导人，”她说，“领导人也不关心我。”
多年来，许多西方分析人士都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之后，为换取不断增长的收入和更多的社会自由，中国人民会容忍一党统治，直到有一天——或者说顺着这个思路推导——这个繁荣起来的国家也会要求政治自由。
然而，所发生的恰恰相反。收入水平已有了跳跃式的增长，但中国的专制领导人却巩固了权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成为一名终身统治者。中国人民仍然对党有要求，但是，繁荣将不可避免地激发民主化这一旧的假设正在受到挑战。
那个将巩万萍及其他人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不言而喻的约定，事实证明没那么简单。这个约定之所以能引起共鸣，部分是因为，中国然在致力于解决它在一个世纪前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就提出了：在西方向前发展的同时，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变得如此孱弱，让它停滞不前？中国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赶上？
如果说李秋才决心要上顶尖大学，他母亲巩万萍就更是这么想的了。那时候，人们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保守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强调等级制度，不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受推崇的是儒家典籍而不是数学和科学等更实用的知识。共产党人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策来粉碎这种文化，但最终以灾难告终。
但是，随着中共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重塑而不是彻底拒绝传统文化来精心制作新的文化，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也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政府把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途径，通过消除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给商人阶级的恶名释放出了私人的创业精神，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把自豪与羞辱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故事中的民族主义。
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激励措施只是人们考虑的一部分。拒绝接受中共的约定所带来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部分。
许多年来，中共已经扩大了其镇压的能力。
对于一些人来说，比如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这个国家顽固地转向威权主义，意味着对整个家庭、文化和宗教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的破坏。对于其他人来说，仅仅是对镇压的恐惧就足以让他们不越雷池。
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不认同这个体制。对于北京在与特朗普政府日益升级的贸易战中的做法，许多中产阶级中国人私下里表示了不满。但很少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这样说。
饥荒和政治动荡的记忆塑造了巩万萍这代人，这些记忆正在以低声警告的形式传给下一代：中国人太多了。中国还没有为民主制度做好准备。远离政治。不要问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不满和恐惧一直被陡增的自豪感——以及机遇感——掩盖着，这种自豪来自看到了祖国的崛起。
以前，西方的吸引力曾被认为是无法抗拒的；现在，许多在欧洲或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回国，他们渴望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一个骄傲而强大的中国。倪张根曾有过一个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但他选择留在中国，现在已有了千万身家。北京的风险投资人华一嘉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但她希望八岁的女儿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我希望她了解中文的美妙，了解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村人的辛勤工作和牺牲，”华一嘉说。“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但她这代人将有多得多的机会。”
许多分析人士和西方外交官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对中国会如何改变——如何变得更像西方——的假设中，有多少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非常实用，”在北京生活的历史学家、作家许知远说。“从小你就被告知不要太理想主义，你被告知不要与众不同。你被鼓励要生存、要竞争，要在体制内有出色表现。”
“整个社会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场。”
中国梦
8月9日，距离大学入学考试还有整整302天，李秋才十分焦躁。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里，老师们已经在给学生们增加压力。这所学校盛产考出高分的农村学生，老师们在鞭策秋才维护学校的名誉，要“像太阳一样发光”。走廊里张贴的标语告诫学生们，为了避免“一辈子吃苦”，须忍受一时的痛苦。
自从秋才两年前开始在这里上学，他的生活一直处于忙乱中，不是深夜补习，就是模拟考试，还要掌握吃着面条做完几何习题的艺术。他的每一天都从操场上的跑步开始，跑的时候还要喊口号，“天道酬勤！”
他上课要上到夜里10点左右，只在周日才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和母亲一起住在附近的一个月租220元的公寓里，母亲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这样他就能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年6月，到时候，秋才将作为900万学生中的一员参加一场考试，在中国至关重要的精英治国体系中，这场考试是一个核心——那些在考试中表现最好的人，等于跨入了中国梦的门槛。
“考试考好了，”秋才在最近的一个晚上一边做物理习题一边说，“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教育对那些想要过得更好的人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图为等待孩子完成高考的家长们。
在中国社会，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教育、尤其是被称为“高考”的大学入学考试与社会流动性更相关了。在会宁一中，那些考上了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们每年夏天都会返回学校，他们作为中国梦的活生生例子，向秋才这样的学生介绍自己的经历，要让他们更加努力地学习。
然而，如果说高考是机会的一种象征，那么它也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学者们说，这是从科举制度借来的一种巧妙的治理手段，科举是中国使用了1300多年的、用来选拔官员的儒家考试制度。早在王朝统治时代的中国，科举就已给政府增添了几分英才管理制度的光彩，因为所有的男性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只有1％的应试者能通过最高级别的考试，因为很少有人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为这些考试做准备。
在充满腐败的现代中国，高考被认为是相对公平和没有腐败的东西，这意味着那些高考失败的人不大可能会责备政府。
“高考让政府可以说：‘如果你没考好，你只能怪自己。你没有足够努力地学习，’”堪萨斯大学教育学教授赵勇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治理方法。”
高考始于毛泽东时代的1952年，最初只有被认为符合足够红的阶级背景的学生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被殴打，大学关了门，高考在那个动荡时期暂停了下来。毛泽东去世后，国家在1977年恢复了高考。那年，超过1000万人集中参加了考试。如今的高考已不考虑学生的背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在恢复高考后的几十年里，基础识字与算术的普及以及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但是，高考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死记硬背，灌输给学生的是服从和随大流的价值观，而不是审辩性思维。
对中共来说，高中毕业生人数的激增也增加了提供就业的压力，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抱怨，人们认为现行制度仍让农村学生处于不利地位。大学的录取名额仍极大地向城市精英倾斜，同时，农村地区的中等教育水平滞后于城市。就在像会宁一中这样的学校让学生们把精力全部投入高考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努力寻找工作，以偿还大学贷款。
所以有些人选择了另一种获得成功的方式：他们申请加入共产党。
谈恋爱，但不结婚
倪张根觉得没有入党也没什么。他已是一位非常富有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公司Mlily梦百合是英国足球俱乐部曼联(Manchester United)的官方枕头和床垫合作伙伴。他的目标是让梦百合成为一个全球品牌。
倪张根在江苏省的一个小镇长大，是在中国开展此前无法想象的经济转型期间成长起来的。1975年他出生时，私营企业在中国甚至仍属非法。虽然后来国家为民营企业家敞开了大门，但他们一直面临着反复出现的障碍，就连今天也是这样。
“肯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倪张根说。“国营企业有advantage（优势），有关系也有advantage（优势）但是我认为因为有这样开放的环境每个人能挖掘出自己的商机。”
倪张根估计他如今的个人财富为4亿美元。许多中国高管为了获得优势都愿意与地方政府拉关系，但倪张根说，他与官员保持着距离，他奉行的理念是“企业最好自己干自己的”。
放眼中国历史，鉴于儒家传统上对寻求利润的商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个国家现在能如此接纳企业家是很不寻常的。为了赶上西方，中共欣然采纳了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思想，这些本身并非目标，而是作为让国家富强的手段。
中共领导人一直担心私营企业可能演变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西方的一些人也曾预测资本主义可能是民主化的特洛伊木马。然而，虽然倪张根不想入党，但他高度爱国，他热爱中国，相信党的领导人最终是为国家利益着想的。
“这个国家是我的土地，”他说。“只要我还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就感到舒服、并且有自尊。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中共领导人在1979年让某些私营企业合法化，还在2001年做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开始接受资本家入党。
“让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确实加强了党和政府与私营经济之间的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蔡欣怡说。
尽管如此，竞争规则已经向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方向倾斜。倪张根的第一次创业——一家出售软件的公司——失败了。他看到商店里展示的记忆泡沫枕头的价格特别高后，进入了床上用品行业。但是，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但没有信用记录的私营创业者倪张根被拒之门外。
倪张根转而在2003年从朋友和家人那里筹集了一笔50万元人民币（当时约合6万美元）的种子资金，这笔资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一名堂兄。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中国巨大的“灰色”经济的核心，它运作于正规的银行体系之外，为私营经济提供了投资引擎。
随着倪张根的公司在江苏省南通市成长起来，当地的干部开始注意到他。但倪张根说，他们没有干涉，因为他遵纪守法，解决了大约3000人的就业，还是纳税大户。这反过来对官员的仕途也有帮助，因为他让他们达到了生产指标。
即使是党的确在发号施令的时候，有时也有不执行的余地。四年前，倪张根的董事会副主席对他说，政府想在梦百合公司内部成立一个党支部。
“我的回答是不行，”他回忆说。“那只不过是一些中级官员试图取悦高层的做法。那不是从习近平那里下达的命令。”
但有迹象表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回旋余地可能正在缩小。最近几个月里，左翼学者、博客作者和政府官员已公开表态，支持看来是国家主导的一种偏离自由市场政策的转变。虽然习近平最近曾试图给私营企业领导吃定心丸，赞扬他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但他的更广泛做法则对国有企业有利。
“现在你拥有史上最庞大的官僚体系，有干涉任何事物的能力，”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说。“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现在还有许多不喜欢竞争的利益集团。”
倪张根经常把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当作榜样，作为中国首富，马在中国许多商人眼里是偶像般的人物。倪张根现在正在马云为培养中国下一代企业家而建立的商学院学习。
多年来马云一直公开谈论私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推拉关系，但倪张根对马云给企业家们的一条建议似乎特别有同感：“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
家乡的吸引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一嘉开始感觉到中国的吸引力。这种感觉让她吃惊。
家住波士顿的华一嘉在美国接受了精英教育，有一份从事咨询的工作，她甚至考虑申请美国国籍。她喜欢爵士乐和美国的流行文化。但在离开中国十多年后，她决定于2007年回国。
部分原因是机会：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给她提供了工作前景。也有些原因是一丝失望感：就在国内的朋友们的职业生涯似乎正飞黄腾达的时候，她看到了在美国企业界的中国朋友的升迁受到“竹子天花板”的限制。还有一部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她想帮助这个国家赶上西方，也想与自己的中国根重新建立联系。
44岁的华一嘉现在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她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学校里经常教学生们唐诗和书法，还带学生去游览古代遗址。“她需要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华一嘉说。
华一嘉这代人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过，他们本该在国内也有这种要求。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国学生大批涌入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学习——那时，出国留学被认为是通往财富和名望的最有希望的途径，而且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曾预测，这些人回国后将成为一支政治变革的力量。
像许多其他中产阶级父母一样，华一嘉对政府的镇压和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盛行表示担心。但这些父母中有许多人也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首先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待，希望孩子们了解中国的农业社会根源，对中国人民在数十年的贫困和纷争中坚持不懈感到自豪。
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它在困难的时候让国家团结起来，而较晚近的爱国主义则把对中国文明遗产的骄傲与对殖民时代遭受外国列强羞辱的深仇大恨结合起来。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物，要激发中国崛起于世界的情绪，中共需要巧妙地操纵这种爱国主义。
就在一些分析人士提出，中国的成功与其说是共产党及其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人民韧性的体现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也一直在熟练地塑造一种政治化的民族主义，用来强化党的至高无上地位，把专制模式捍卫成防止社会混乱的最佳堡垒。
“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人民与国家捆绑在一起，而不是让人民之间彼此联合，”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系教授裴敏欣说。
习近平选择性地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专家们说，这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些值得骄傲的东西。然而，这种做法极具历史讽刺意味。无论是推翻清王朝的现代化推行者，还是后来的毛泽东及共产党人，都曾经把落后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久以前已经失去了对公众的吸引力，习近平正在靠中国传统文化来加强一个信念，那就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防止内部出现混乱，抵御外部势力。这让有些人担心他可能正在领导这个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孤立时期。
“开放和向西方学习并不是让人羞辱的事情，”上海的学者和文化评论人朱大可说。“中国文化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我们的伟大并不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幸的是，这是少数人的观点。”
华一嘉住的公寓楼俯瞰北京市区的朝阳公园，大楼里张贴着各种各样的宣传海报，包括提倡比如“爱国”、“诚实”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展示。她说令她担心的是，只要批评这个国家，势必会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她还对加强审查和信息控制感到不安。
“我是中国公民，”她说。“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很好。”
但是，即使她有牢骚，她也仍然认为社会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已经接受了这种等待。“进两步，退一步，”她说。
华一嘉开始带女儿去中国贫困地区旅行，让女儿看到即使在移动支付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时代，仍然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她希望女儿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宽容的中国，一个仍对外开放的中国。
但这不能等同于让中国变得像西方。
“我希望我的女儿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文化，”她说。“但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她也在这里长大。她永远需要知道她是谁，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