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与“魔鬼”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谁定义规则谁遵守规则

在电影《疯狂的亚洲富人》开头部分,一位华裔新加坡父亲忠告他年幼的子女们不要剩饭,他说,“想想美国那些饥饿的孩子们吧。”我敢肯定,电影院里所有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听到这个笑话都笑了。毕竟,我们小时候,家长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把饭吃完。想想中国那些饥饿的孩子们吧。”

这段短短的台词中包含了许多信息:第一,任何经常到中国大城市旅行的人都能告诉你,如今,富裕的中国——豪华的住宅、汽车、餐馆和酒店——真的很富裕,那种富裕大多数美国人都无法想象。

第二,这注定是检验谁——是统领世界多年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美国,还是正在崛起的美国竞争对手中国——将在21世纪制定全球秩序关键规则的时刻。这个检验正在伴随着一场贸易战的全面爆发而发生。

这检验听起来像什么呢?像一个中国高官在今年4月份清华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对我说的,“早就不再是”美国告诉中国在贸易等问题上该怎么做的时候了,因为中国现在太大、太强。像特朗普总统在对中国说:“谁说的?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宝贝!”或者像特朗普上周真的在Twitter上所写的那样:“我们没有与中国达成交易的压力,他们有与我们达成交易的压力。……如果我们见面,就见面呗。”

我想我们应该对这种对抗仅限于贸易而感激,但如我所说,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如一位技术行业的高管向我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再只是‘接近美国’了。中国已与美国平起平坐。”

正如玛丽·米克(Mary Meeker)最新的互联网趋势研究指出的那样,五年前,中国只有两家全球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而美国那时有九家。如今,中国有九家科技公司排名在全球前20之内——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百度、小米、滴滴、京东、美团和今日头条,美国有11家。20年前,中国一家这样的公司都没有。

你看到趋势了吧?你听见脚步声了吧?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总价值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经济现在不用现金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男男女女出门买任何东西已不再携带钱包,而只需带着有移动应用的手机,就连向乞丐施舍也是这样。

别逼我提世界上最大的新兴技术和服务工具——人工智能。中国的计划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赶上美国,并尽快超越美国,而且中国离目标已经不远了。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你能给机器提供的训练数据越多,它学习的速度就越快,你能识别出来的模式就越多,你能编写出来的改进产品和服务、或发明新产品和服务的算法就越多。因为中国的人口比我们多得多,而且中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动应用的人比我们多得多,中国积累庞大数据集和更快地训练更多机器的能力相当可观。

“如果数据是新的石油,那么中国就是新的沙特阿拉伯,”写了《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以及新的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的李开复说。

中国公司已经在计算机图像/人脸识别以及语音识别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可以用于商业,也可以用于监视和社会控制。在过去仅仅两年里,中国的金融技术初创企业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些企业提供移动支付、贷款、股票交易和银行服务。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三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和小米——都是中国企业。法国的鹦鹉(Parrot)排名第二。同时,中国培养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数量远远超过美国,他们的质量也在稳步上升。

然而,在每天接二连三的特朗普新闻和特朗普推文中,特朗普的有些言论其实是真的——比如美国需要面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得以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靠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公式:勤奋工作、放任资本主义、明智的规划,以及对教育和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资,但中国也使用了窃取知识产权、迫使技术转让,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上作弊等手法。我们必须做出回应。但要明智。

在历史上,美国可以主宰全球舞台,制衡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制定全球规则,靠的仅是我们极大的有形力量——更多的钱、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军舰、更多的前十大公司、更多的科学家和更多的大学。这种方法已不再可能了,因为中国已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变得既巨大又聪明。但还有一线希望。

原来,我们有三个有巨大价值的东西,中国不仅没有,而且不大可能在近期内得到它们。我们应该加倍地利用我们的优势:移民、盟友和价值观。然而,特朗普却在浪费这些优势。

世界上许多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高智商的冒险者——仍想来我们的国家。在一个知识和人才的时代,公司靠首先并以最快的速度把智力引入它们所创造的所有产品来蓬勃发展,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欢迎更多的高技能移民,并给每一个来美国深造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的外国学生发绿卡。中国无法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印度、以色列、阿拉伯、法国、巴西和韩国移民,但我们仍然可以。为什么我们要挂出“走开”的牌子,或让这些国家的学生更难留在这里呢?

而且,我们有真正的盟友,中国却没有这种盟友。中国有客户、顾客和受惊的邻国。中国没有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样的真正的合作伙伴。中国没有包括欧盟在内的整个大西洋联盟,也没有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结成紧密关系。如果我们不做愚蠢的事情,比如对盟友征收钢铁关税,或撕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最后,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代表一些东西,至少我们过去代表过关于人类的尊严、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权利、自由的美德,以及公平竞争的规则等人们所崇尚的价值观。

我们的国家从来都不仅仅是如何盈利的灯塔,只知道用他国与我们的贸易平衡来衡量人家。我们的价值观吸引了人们来我们的国家,并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规则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当特朗普撕毁TPP贸易协议时,我敢说,他实际上让中国的经济改革家们失望了,因为他们曾想用这个协定在中国国内制造改革的压力。

简言之,一个讲战略的总统不会浪费我们的优势,而是会通过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与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人民和国家的网络,来加强我们的优势。我们赢得了冷战,靠的是遏制苏联、比克里姆林宫在国防开支上花更多的钱让苏联破产的战略。但我们要“赢得”与中国的对峙,不能只用蛮劲,也不能通过遏制中国庞大的经济,而是要用“纠缠”——把中国学生与我们的学校纠缠起来,把中国企业与我们的价值观纠缠起来,把中国政府与我们的盟友纠缠起来。也就是说,用广泛的联盟和全球性的机构,以及它们公平竞争的规则,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就一直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为这些规则而战,中国也会为自己版本的规则而战。但我相信,最终,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担负起二战后美国独自担负的角色,定义从人工智能、到隐私、到贸易的新国际秩序的规则。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实力将取决于我们吸引的人才、我们团结进来的盟友,以及我们信奉和提倡的价值观,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三个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