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四周年:反思转化行动 中国阴影下香港未来的迷茫

    四年前的9月28日,香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占领行动,示威者以雨伞抵档催泪弹的画面,登上国际媒体头条,这场运动被冠以“雨伞运动”之名。示威者占领主要交通干道79天,与政府谈判、多次与警方冲突,没有换来北京或港府的让步,政改方案随后被否决,香港民主之路举步维艰。

    四年过去,这场运动的后遗症陆续浮现——多名示威领袖官司缠身;以“伞运”光环投身议会的人,因为宣誓事件失去议席,或是被阻参选;崛起的“港独派”遭到官方连串打压,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近日被取缔——种种事件揭示中港矛盾在四年后并未有缓解的迹象。

    BBC中文采访了一些运动领袖以及建制派人士,回顾这场运动的得与失,以及讨论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困境。

    “伞运”成与败

    “占领”行动的起始,源自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写了一篇题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鼓励民众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形式,争取政治权利。

    “重头来过会不会做(发起运动),可能如果知道之后发生那么多事情,花那么时间,那可能会思考一下,还会不会写这一篇文,”戴耀廷对BBC中文说,“但我不会说后悔。”

    他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其后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及牧师朱耀明,发起“占领中环”(即“占中”)行动。他们三人被称为“占中三子”。

    “占中三子”以及多位示威政治人物,目前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戴耀廷说,四周年并不是回顾这场运动的最佳时机,但今后难保自己会否身在牢狱。

    至今,他一直甚少翻看催泪弹当天的画面,催泪弹发射前,他身处政府总部外的阵地,根本不知外面发生的事情,但现在因为案件需要,反而重看当天的画面,他坦言“有些记忆开始冲淡”。

    “占中三子”希望透过威胁发起群众运动,迫使北京与他们谈判,但完全不成功,中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31日宣布一份反对派不会接受的政制改革方案(又称831决定)。戴耀廷当时已说,运动在“这阶段已失败”,占领行动已经是一场“大龙凤”(香港俗语,意为闹事),继续启动下去,只是为了达到公民觉醒——让更多人关心和参与政治。

    岂料,这场“大龙凤”不如他所预料,迎来催泪弹,而且,“占中三子”无力叫示威者离开。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能够做到一次又一次的占领,而不是一次性的爆发,我们叫得人来、叫得人走,显示是可以带领群众。”

    但“结果证实,我们做不到、整个民主运动都做不到。”

    他说,当年发起这场行动,是以香港当时的处境去思考这件事,“我们是否不够深思熟虑?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这场占领运动的爆发点,并非戴耀廷在台上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的一刻——最后占领运动发生在金钟,而非中环。

    爆发点是黄之锋为首的学生领袖冲入公民广场,被警方重重包围,激发起更多市民上街声援。

    黄之锋因为占领行动,一度被判监(后来上诉得直),穿着囚衣的照片,成为他从政以来,又一标志性的画面。

    “我觉得公民抗命重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代价,”黄之锋对BBC中文说,“虽然这个运动令我们背上刑责、判监入狱服刑,我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亦都好庆幸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由反对国民教育运动开始,黄之锋一直站在运动的最前线,在国际媒体出现的次数,在众多香港政客中名列前茅。这天,他很随性地穿着拖鞋,到公民广场外的天桥接受访问。

    “我不见得现在有任何人指控雨伞运动失败。只要你是反对阵营,无论你是光谱的哪一边,你宁愿‘伞运’没有发生过,还是有‘伞运’的出现?那好明显是有‘伞运’的出现,”他说,“我觉得雨伞运动能够带来新一代的政治觉醒,亦都影响了整个民主派愿意用一个更进步的抗争手法。”

    黄之锋认为,四年来的最大改变,是民主运动上多了很多新面孔。

    “伞运”后,一些以“港独”、“自决”为号召的年轻政治人物尝试参选立法会,但部分人因政府设下重重框架被拒诸门外,得到选票投身议会亦因为“宣誓事件”而失去议席。

    反对派认为北京对他们的打压愈来愈严厉,虽然如此,黄之锋认为新一代,为民主运动带来新的能量和想象。

    戴耀廷也表示认同,他认为“伞运”后公民觉醒的成效远超想象,反专制的力量更强大,很多人接受了民主的理念,不会轻易被别人控制其思想、被洗脑或灌输专制的意识形态。

    激进与“港独”

    对香港的反对派来说,公民觉醒是一种正面的东西,能够令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政治,但在建制派的眼中,他们是“教坏下一代”。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为占领行动“伤害”最深的,是年轻人不再重视守法、转趋更激进、提倡“港独”,例如在2016年发生的“占旺暴力事件”。

    “这些青年好像以为叫喊政治口号和理想,是没有人敢拘捕他们,”梁美芬说。

    戴耀廷认为,纵观全世界的非暴力抗争,民主运动都会步入失落期,有一些人会用更激进的方法,但他相信,暴力本身的方式代价太高,经过旺角事件,也可以见到现在想走向勇武的人都重返非暴力抗争。

    2016年农历新年发生的旺角骚乱,令一些表态支持“港独”的社运人士,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入狱。而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近期被当局视为“非法社团”。

    在建制派口中,“港独”是一条红线,香港任何人都不能够跨越。

    戴耀廷今年3月3到台湾出席一个被指是“台独组织”的论坛,被香港政府、中联办、官媒等点名批评他“鼓吹港独”,引发起言论自由的风波。

    在论坛上,戴耀廷表示,如果中国“反专制”成功,中国各族群可以考虑成为独立国家、或成为联邦。他之后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独”、不推动“港独”。

    即使成为建制口诛笔伐的对象,但戴耀廷并没有把自己噤声,继续发表讨论“港独”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他思考中国大陆一旦陷入极大混乱,香港是否有走向独立的可行性,他说自己是以学者的身份,去思考“中国崩溃论”后香港可以走的方向。

    “港独的问题是实在存在的议题,要深入了解,”他说。

    戴耀廷说,目前一些要参与选举的人,不敢提及“港独”,“寒蝉效应”已经出现,所以他刻意不断“讨论港独”,就是为了测试香港言论自由。

    但他忧虑,如果港府推动23条国家安全法,或许他便不能如此畅所欲言。

    建制派议员梁美芬认为,支持“港独”的人,在香港是少数,但“港独”人士在国际间得到的关注,却令北京忧虑。

    那么可否“讨论港独”呢?梁美芬说,“港独”违反《基本法》,讨论“港独”要有“正确的指引”,去交代《基本法》的说法和历史背景。

    她举例,如果让学生会主席在大学开学礼谈及“港独”,或是外国记者会邀请民族党去演讲,就有问题,不应该让他们“倡议港独”。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经明言,“言论自由并非完全没有限制”,而这却正是很多人认为香港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窄的原因──为甚么连讨论也不行。

    社会撕裂

    梁美芬认为,占领行动带来社会的撕裂。伞运后出现了“黄丝”与“蓝丝”的阵营,前者是伞运的一代,后者则是支持建制、支持警方做法的代表。

    她说,这场运动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公民抗命”不一样,79日的占领行动得不到全民的认同,有很多人反对“违法行为”,占领行动也导致一些人无法做生意,生活上带来不便,结果,增加了社会之间的仇恨,而这种社会撕裂非政客、政党完全主导,而是来自于民间。

    仇恨的出现是否真的来自占领运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反对派的角度,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打压才是仇恨出现之处。

    面对反对声音,黄之锋说,反感的人随着时间发展,慢慢理解他们所做的社会行动,思想亦会有所改变。

    黄之锋说,以前没有诸如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这类专业人士,会公开表示曾经投票给主张公民抗命的年轻人。但现在不同,这也是显示“伞运”把更多人拉近自己的光谱。

    香港的未来

    建制派梁美芬认为,香港目前的矛盾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要拆解便需要透过教育,令青年不再大搞“港独”,民主派要让自己的群众不要那么激进,否则中央只会愈加紧张,对香港愈不信任。

    但这种不信任也可以是双向的,香港也发生过一些事件,令反对派不信任中央。例如近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李波以及明天系集团富豪肖建华,怀疑在香港“被失踪”的事件,引起大陆执法人员跨境执法的疑虑。

    被问到这些事情会否令香港人感恐慌时,梁美芬说这不是“典型的事情”。

    “这不是中国法律制度容许的,如果案件超出制度,其实内地也应该要查,究竟为何不跟法律、不跟制度去查,他们的法律都说,不可以来香港(执法)的,”她说。

    她说这些事情其他专制国家也会发生,不会因为发生一两事,就拒绝去那个地方,或了解整个地方。她说,中国已经改变,新一代应该到大陆看一下中国发展,不应该固步自封。

    黄之锋被问到会否视自己为中国人时表示,作为一个去中国大陆肯定被扣留的人,他不会自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用华人比较好一点,”他说。

    伞运后4年,黄之锋认为目前最重要是如何“传承”这份历史,孕育更多新一代年轻人去投入政治。这位21岁的青年冲入公民广场一刻还未成年,如今却在采访时,多度提及比他还要年轻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用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告诉千禧后的一代知道,以后他们对雨伞运动的历史理解,就会由当权者去诠释,”他说,不能够让当权者,把这场运动与“暴力”和“港独”连在一起,要去告诉他们“伞运虽然不能够撼动政权,但仍可以打动人心”。

    有观察人士认为,“伞运”后的香港民主运动,走入一个低潮,黄之锋认为,政治运动有一个周期,对这种低潮不感到意外,但他承认,以前大家不觉得投入学生社会运动要付出很大代价,但现在大家知道包袱愈来愈大,所以要让新一代知道民主运动也有很多岗位,不一定要坐监的。

    戴耀廷现在除了顾着案件外,他亦推动“风云”计划,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能够在一些建制派议员垄断的地区,派出民主派人士参选,挑战建制派的地位。

    成效如何仍然有待关注,戴耀庭说,这项计划本身不单止是要争取议席,而是希望透过过程,带动民主意识和觉醒,而且可以把愿意在区内服务的人,与地区居民建立关系,在地区层面增加民主原素。

    他说,运动爆发后落入了一阵失落期,但事实上这是不需要的阶段,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改变,目前的关键在于抗争者的心态,要继续“坚持”默默工作,大陆对香港的影响不会停止,在适当的时候,反对派的势力便会再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