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里，宗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佛教从中受益尤其多。寺庙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僧侣和住持成为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中国已用佛教信仰在世界各地建立联系，派僧尼外出进行友好访问。学诚法师是与这种复兴有最密切关系的人，他是一位有号召力的僧侣，获得了迅速的成功。23岁时，他第一次成为一座寺庙的方丈，49岁时，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佛教协会的会长。
他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对同情心的强调，吸引了曾经拒绝中国传统宗教的那种聪慧的白领人士。许多人认为他属于百年来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但今年夏天，所有的这些世俗成就都消失了。
被指控猥亵女弟子和财务问题之后，52岁的学诚在最近几周里被剥夺了头衔，遣返回他的家乡福建省的一座小寺庙。政府调查人员现已进驻了他曾担任住持的北京寺庙，清理了忠于他的僧侣骨干，并在查他的账簿，以发现经济不法行为。
这让学诚成为规模虽小但顽强的中国“#MeToo”（我也是）运动中被击倒的最重要的全国机构领导者，也是一个有政治关系的人在中国因性行为不端的指控而倒台的罕见例子。学诚的倒台，也在佛教徒中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关乎他们信仰的快速发展是否伴随着过高的代价。
许多人担心，学诚迎合社会潮流的特别有效的佛教模式，恰好缺乏那种当初吸引人们信仰佛教的精神。他的倒台也可能会让中国政府的努力受到挫折，政府正在把佛教推崇为一种在海外能赢得朋友、在国内能提供道德价值观的国教。
两名僧侣在一份95页的报告中写道，最近的事态发展“无法不让人感到心痛和悲哀”，报告详细描述了学诚在性和经济方面的不端。他们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否则，“释学诚将会操控这样一个僧团驶向何方，我们难以想象！”
就在不久前，学诚的上升似乎还势不可挡。
他出生于1966年，1988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位于北京的国内顶尖佛教学院毕业，去斯里兰卡留过学。两年后，他成为老家福建省广化寺的住持。那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人士相当罕见，政府的国家佛教领袖赵朴初还曾为任命了一位这么年轻的方丈做过辩护，将学诚比作当年带领共产党游击队打仗的年轻领导人。
据传记作家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学诚许下了一个诺言。佛教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南方很盛行，但中国北方却没有在社会上活跃的大寺庙。他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2004年，他得到了接管北京西郊龙泉寺的机会，这座寺庙当时基本上处于毁坏的状态。
几年后，龙泉寺成了中国最活跃的寺庙之一。学诚利用了中国富人中普遍存在的想回馈社会的愿望，接管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将其搬到自己的寺庙，他还为北京西边的大学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但在精神上茫然无依的人提供帮助。
不久，共产党的官员们开始来龙泉寺学习如何开展慈善活动。虽然共产党的9000万党员本应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称赞了这座寺庙的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精神。
学诚戴着一副眼镜，有着英俊容貌和动人微笑，是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他用自己扶贫助弱的利他主义社会愿景，吸引了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他对佛教本身所言甚少——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宗教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他在揣摩政府政策上颇为精明。他在寺庙里成立了一个制作旨在打击网络暴力和色情视频的动画部门，并机敏地在政府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的同一天发布了这些视频。
2012年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个顾问机构的年度会议时，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对政府运作的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在国外推广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方面的能力表示怀疑。“孔子学院只教授汉语，我认为这远远不够，”他说。“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有限。”
他认为中国需要把佛教传播出去。大约在这个时候，龙泉寺开始在洛杉矶、博茨瓦纳、德国、荷兰、意大利和坦桑尼亚等地开设分支和文化中心。龙泉寺的扩张正好发生在西方批评者开始指责孔子学院为宣传工具的时候。
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教授当代佛教的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说，佛教似乎被选择为优于中国其他三个合法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的一个，是最合适在海外代表中国的宗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其他国家有太多的联系，她说，而道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信仰，外国人往往难以理解。相比之下，佛教由于有禅宗之类流行的日本宗派，对人们来说比较熟悉。
与任何官方宗教事业一样，佛教的海外扩张得到了政府的批准。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提到了佛教在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上的成功。“佛教是中国打出的一面宗教旗帜，”史芬妮说。“就像是天主教曾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打出的旗帜那样。”
正是这个派神职人员出国的计划导致了学诚的倒台。被派往海外的大多是女弟子。和学诚一样，她们都立下了守贞洁的誓言。但与其他受教规限制，不能使用手机的神职人员不同，为了她们在海外时能够交流，这些女弟子都配了手机。后来，她们中有六七位受到过学诚的召见，接受了他的指导。
据那份95页报告中转录的信息记录，学诚开始向她们发送淫秽短信，比如询问其中一位是否愿意接受拥抱和性交。当她回答不愿意时，学诚说，她必须“突破”这种思维。他与另一名女弟子的谈话一开始时问她，“你是谁的？”她回答：“是师父的”，即学诚的，这种交流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去年晚些时候，这些女弟子与那两位地位较高的僧侣进行了接触，他们愿意为她们维权。在两位僧侣的报告中，他们还声称，捐给寺庙的钱款流入了学诚的个人银行账户。但这两名僧侣声称，学诚阻止了他们开启正式调查的努力——这表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今年2月，这两名僧侣将他们的报告转交给了政府，今年8月，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份报告。当月晚些时候，当局撤销了学诚的主要头衔，并证实他发送了那些信息。
现居伦敦的中国知名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说，这些指控代表着中国的“我也是”运动的目标已超出了相对较弱者的范围，比如学术界、新闻界和非政府组织人士，这些人在中国通常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对学诚的指控为什么被公开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僧侣担心举报报告被人掩盖。（记者试图联系写报告的僧侣，但未成功。）但也有人说，举报报告的目的是唤醒那些忠实信徒们，让他们认识到学诚拥抱社交媒体和社会精英的危险。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为政府提供宗教政策方面建议的著名学者说，许多人认为寺庙太商业化了，已成一种人们挣钱的方式。由于在为政府做事，他要求不具名。他说，当局已开始降低或取消寺庙的门票，禁止寺庙从事商业活动，并补充说，“否则很难说，你是有别于物质主义的选择。”
许多学诚的追随者认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希望他能回来。“学诚做了很多好事，他有很高尚的品德，”一位在龙泉寺附近经营一家朝圣者旅店的25岁男子说，由于担心惹来政府的麻烦，他要求不具名。“你不能完全否定他，即使他干了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