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五周年之际，总部设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特别报告，对北京发起这个宏大倡议的动机、战略意义以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估。
这个研究所是澳大利亚政府设立并部分资助的一个非党派独立政策研究机构，它所发表的出版物并不反映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
“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
这份由珀斯美亚中心研究员詹姆士•伯文（James Bowen）所撰写的报告说，北京在谈到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时总是提到它的利他性，说要把它建成“和平之路”并推动“合作共赢”的精神，但是对该项目的客观分析显示，它的经济与战略组成部分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响和政策含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在最根本的层面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权力与影响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战略提供支撑。
报告认为，尽管这个项目表面上有全球化的考虑，但它与习近平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可能成为缓解习近平以及中共对近些年发生的民众反抗运动所感到的焦虑的工具。
伯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目的是发展出一个可能帮助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经济模式。他指出，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7年的14%下降到2017年的6.9%，而且中共合法性过去几十年来大部分来自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北京不得不努力实现经济的转型，这些努力包括旨在增加中国的制造业以及创新式公司的国际机会，而这也与“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政策相一致，也是北京1990年代制定的“走向国际”政策的延伸。
另一个主要而且是相关的目标是减轻北京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做出的财政刺激方案带来的后遗症，即建筑业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威胁到很多中国企业的生存并大大增加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
报告的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建设而且通常是控制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和贸易通道，确保获得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资源。这包括通过缓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保障足够的能源供应。
在他看来，这些地缘经济上的考虑并不是“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
报告说，“与更长远的‘中国梦’相一致的是，其总体策略是最终恢复一个在自己的地区甚至是全球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像古丝绸之路时期的王朝帝国一样。”
这个项目的关键被认为是在华盛顿涉足不那么多的地方建立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与欧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以此作为增长、发展和国际合法性的新来源。当然，这个“西进”策略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地区，而是寻求在这些地区避免与华盛顿的“零和”冲突，同时在别的地方获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
“一带一路”可能引发地缘政治的紧张
这份报告说，“一带一路”为中国以及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做出的总体愿景导致很多外国政府、政策与学术圈的分析人士谨慎的看待它，甚至是警觉。
报告说，这个倡议也许的确可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好处，印太地区需要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新基础设施表明它会有好处，但不能在这个计划庞大的战略意义之外来孤立的看待这些经济好处。报告认为，这个项目可能带来的最大威胁是，中国会利用它向一些国家提供的不可持续的贷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包括垄断这些国家的资源并将资产军事化。
与此同时，很多观察人士最终把它看作是中国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推动它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手段。这其中包括中共力图减少美国及其盟友与安全伙伴在印太以及以外地区的作用。
报告说，鉴于中美两国管治体系的不同，这种局面可能挑战的不仅是相对的力量均衡，而且还有美国自1945年以来帮助建立和保护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
伯文认为，北京有关“一带一路”基本上是利他性的而且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的声明并不能阻止它成为潜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来源。其次，可能对这个倡议的具体部分或是它的整体战略提出挑战的行动将需要仔细的斟酌，因为这些行动可能会加大中国觉得自己受到遏制的疑心并且可能加剧紧张关系。报告的作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至少部分原因是，中共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不接受中国崛起，因此北京必须做出反应。
对于北京来说，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来管控“一带一路”项目所受到的阻力，在印太及以外地区打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