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审查只能暂时阻止公众的讨论

这些女性讲述了被老板和信任的同事强迫发生性行为的经历。她们谈到自己的朋友会避开她们,当局也劝告她们不要报案。她们记得有人告诉她们,如果说出去,她们的生活就完了。最近几天,十多名女性站了出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对一些著名记者、知识分子和公益领袖提出了性侵和性骚扰指控,引起巨大反响。

在中国的网络上,此类指控的大量出现成为了议论的焦点,推动了该国刚起步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政府的审查下,加之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经常羞辱性侵受害者的社会里,该运动举步维艰。大多数指控都是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服务——微博上发布的,然后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

虽然这些公开信的出现(其中许多是匿名)看来并非统一安排的行动,但它们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父权文化提出了集体控诉。在周三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名女性指责著名知识分子章文在一次聚餐后将其强奸,还对她说:“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章文则表示,双方是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关系。

在周四发表的另一封信中,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一名前实习生说,2014年,该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在他的化妆间对她进行猥亵。她说,当她去报案时,当局建议她不要这么做,以免损害朱军和中央电视台的“正面”形象。“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她写道,哀叹性骚扰的普遍存在。记者无法联系到朱军予以置评。发表匿名信、指控他在化妆间猥亵自己的那名前实习生周四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由于担心家人安全,她拒绝透露姓名。

性别平等活动人士表示,他们认为指控的爆发,是中国的“我也是”运动向职场蔓延的标志,到目前为止,该运动主要限于大学校园。

“这只是‘我也是’运动在中国的开始,”性别平等倡导者李婷婷说。“男性为主导的结构无处不在。强奸文化仍然很强大。”
一度倡导性别平等的中国政府对“#我也是”运动持一种谨慎的欢迎态度。一些官员对它的外国根源感到不安,将其视为颠覆力量,会给一个重视稳定的社会造成破坏。

政府已经安排了审查,限制该运动的传播。当这些女性的公开信本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后,审查机构开始采取行动,禁止社交媒体网站使用英文“#MeToo”标签,并删除一些信件。不过,这些指控还是在中国的网络上引发了激烈辩论,一些人在评论中称赞这些女性挺身而出,另一些人则指责她们这么做是为了出名。

数名当事人否认了指控。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章文承认确与写公开信的女性发生过关系,但并非强迫。之后,包括蒋方舟在内的另外几名女性,也指控他性骚扰。

在《中国新闻周刊》供职、为国际出版物撰稿的章文在声明中说,媒体行业的同事喝酒后搂搂抱抱总是难免的。本周的指控浪潮从传媒业延伸到了公益圈。为乙肝患者争取权益的活动人士雷闯,周一辞去了自己创立的一家公益机构的职务。此前,有同事指控他在一次徒步旅行后对其进行性侵。之后,环保活动人士冯永锋在几名女性提出性骚扰指控后,与周二辞去了他在自己的公益机构中的职务。

在一个不重视女性的性侵和性骚扰指控,强奸和性骚扰法律不明确的国家,立即辞职的行为令人意外。中国的“我也是”运动是今年早些时候在大学校园里开始的,学生们散发公开信,谴责教授行为不端,并要求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个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大学同意采取更多措施对性侵案件展开调查,提高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

但该行动与中国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背道而驰。今年4月,学生和教授纷纷谴责北京大学校方试图扼杀反性骚扰行动的做法。北大高岩事件助推中国“我也是”运动

专家称,鉴于中共对公民社会的严格控制,“#我也是”运动很难获得政府官员或知名企业家的支持。香港大学研究媒体的学者傅景华表示,官员们很可能会担心“#我也是”运动会将许多人团结起来,将矛头对准企业、大学和政府等“上级部门”。不过,他说,他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在中国继续产生影响。

“审查只能暂时阻止公众的讨论,”傅景华说。“当再有大事发生时,它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