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兵反思-朝战救了金家留下祸根

去年7月31日,病重多年的刘家驹去世了,他活了86岁。去世前刘家驹和老伴住在北京西三环一个解放军干休所,他的很多邻居都和他一样,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后又在总政治部工作过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新闻里的神秘国度,而是一个会唤起战争惨痛记忆和强烈情绪的符号和印记。

尽管朝鲜局势似乎已经随着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谈暂时缓和不少,但目前朝鲜去核化的前景,以及朝鲜去核化的意愿依旧不明朗。而虽然中朝领导人在三个多月内历史性地三次会面,双方或许都很难忘记,就在一年以前中朝之间围绕联合国制裁问题交恶,甚至公开论战的局面。中朝关系的起伏也让中国国内激起了更多争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60多年的那场让中国损耗巨大的抗美援朝,今天来看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朝鲜再次面临战争,中国是否还会出兵?

过去十多年里,这样的争论在曾经参战的志愿军老兵,包括志愿军后代中一直在持续,而刘家驹则是公开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他自我坚持的“讲真话”收获了很多人的支持,也受到了很多左派人士的激烈谩骂。但他没有动摇。他坚持说这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

刘家驹1931年生于重庆,1949年重庆解放后,还在念高二的刘自愿参加了12军35师军干校。1951年,20岁的刘随部队入朝参战。入朝初刘任文化教员,管理挑夫班,负责一所野战医院的尸体掩埋工作,后加入炮兵营任副排长。刘家驹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五次战役,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在他眼前被美国人的现代炮火吞噬。这些战地记忆也一直伴随着他。

1954年回国后,刘家驹随12军驻扎江西,后负责12军军史写作,也包括12军在朝鲜的相关行动。1972年刘调往北京,加入总政下属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接触各时期的党史、军史和党政军各界人士。而在90年代初,出于自身的经历和个人兴趣,刘开始研究朝鲜战争,并在阅读了苏联关于朝战的解密档案后,对战争看法出现很大动摇。

刘家驹在1991年退休后加入《炎黄春秋》,从事军史写作,后成为杂志副主编。刘的军史写作涉及林彪和朝鲜战争等话题,也以其与官方史料的背离而知于公众。例如,他在走访了近百名知情人后,认为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外逃事件中是无罪的。而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较为人知的一篇是2000年前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文章细节所体现出的战争残酷令人吃惊。比如因为补给严重缺乏,一些挨饿的中国士兵甚至只能吃尸体的心肝度日,而一些饿得不愿连夜赶路的前国民党士兵被就地枪决。

一直被称为“鲜血凝成的”中朝关系早已不像往日那么紧密。随着平壤方面在核导开发上不断提速,两国的分歧也在去年达到顶点,甚至关于6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的本质——究竟是中国保卫了朝鲜,还是朝鲜保卫了中国,中朝两国官媒的说辞都开始出现对立。去年5月,朝鲜中央通讯社再次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措辞严厉的署名文章,不仅批评北京方面“随波逐流”参与制裁朝鲜核导发展属于“卑鄙做法”,还表示北京方面应该向朝鲜战争以来,朝鲜站在反美第一线为维护中国安全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文章称,“一些中国政治家和媒体人,应首先搞清楚历史的本质后再来理论。” 而在此后的回击中,《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写道,“这完全是对中朝关系乃至东北亚格局的颠倒。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两岸问题搁置至今,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

那是中国官方历史上少有地在公开场合与朝鲜进行论战,并承认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发动,而非相反。中方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往往隐去金日成发动战争的部分,而是强调中方是在联合国军迫近中朝边境后,才出兵参战。尽管在过去几个月里,两国领导人又重新开始歌颂“中朝传统友谊”,但长久以来双方对这场战争,以及对两国关系在根本认知上的差异却已经暴露无疑。

去年6月,在刘家驹去世前不久,围绕朝鲜和抗美援朝的问题,纽约时报中文网对刘进行了采访,以下是刘的口述,内容经过编辑与删减。

问:今天回过头来,你怎么看朝鲜战争?
答:我要告诉你我现在的状态很不好,半条命。但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国际问题,和我本身的亲身经历,我应该要面对你们,应该要说,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你们谴责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非常赞赏。过去在国外把朝鲜形容成一个流氓国家,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法。因为这包含了2300万朝鲜人民。这些人民很纯厚,他们不懂得搞政治上的诡计,整个的所谓流氓,是金家祖孙三代的作为。

我认为朝鲜战争是我们在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结果遭到了很大的失败。我们出动了一共195万人,结果伤亡98万多人,其中阵亡36万。这跟我们国家公布的数字不一样,我们公布的死亡人数才18万多,少了一半。关于阵亡的确切数字,这是我战后从洪学智的传记写作组那里得到的信息,他是志愿军的总后勤部长,一个很公正的人,当然这些数字最后没有出现在他的那本传记里。
另外我们在宣传上也夸大了美国人的伤亡。我们说美军伤亡有39万多人,这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华盛顿前面有一个石碑,8000多人的数字,每个人都有姓名(纪念碑上的8177人是尸体未寻获的美军士兵姓名,包含在其36516名阵亡士兵之中——编注)。我们就不敢搞这种靖国神社的东西,不敢跟全国人民公布我们伤亡98万多人。

苏联解体之后档案向世界公开了,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相互的电报,只要你调出来一看,他们怎么出兵、用兵,支持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的都很清楚。这个大背景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朝鲜人不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发动的。我更气愤的是,朝鲜50年代后就开始反我们,在国内清除亲华的延安派,清除莫斯科派。在这政权的博弈中间屠杀了一批人。

朝鲜昨天到今天一直在骂我们。他们现在竟然把这个矛头指向我们,重新编造历史,说美国人本来是来打中国人的,借用了朝鲜的土地,把他们的坛坛罐罐打烂了,让他们蒙受了几百万人的损失,所以中国人应该报恩,不应该和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不让他们搞氢弹、导弹。我说本来这场战争道义上你朝鲜就是失义的,我们支持了你,你至少不能够忘恩负义吧?

关于志愿军墓地的问题我也要说。我的邻居是总政联络部的,大概十年前,他就被派到朝鲜调查志愿军埋葬的状况,去了两三次,就是现在看到朝鲜他们搞了20个大堆(墓地),但里面究竟有没有我们的人、有多少也不清楚。

同样人家韩国,人家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啊,看看他们给我们归还的志愿军烈士遗骸,人家做的那个遗骸的木箱子多么的庄重。我们一看到啊,脸上无光啊!羞愧!我们打过去侵略了人家,人家从道义回过头来尊重我们。

我认为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毛泽东的参与下,满足金日成吞并韩国的野心发动的战争,这就是我的结论。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

问:能不能谈谈你了解到的这场战争的一个大致过程?
答:60多年前,朝鲜和韩国不断地发生边境上的摩擦,摩擦大量是金日成挑起的。1950年6月,金日成发动了一场大举进攻把韩国的军队赶到釜山,9月,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动了。中国派出了2个师保卫朝鲜,但是顶不住对方十几万人,节节败退,退到鸭绿江边。金日成搞了个流亡的班子,跑到我们丹东。接着我们出动了4个军,发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役,打到三七线附近。
这场战争我们在军理、战理上是不足的,离现代化差距很远。美国人手里有很多“二战”后还没使用的新式武器,都投入到朝鲜来了。而我们是刚从国民党的手中接过了的一般的武器。面对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我们的差距是相当大。美国一个师就拥有将近140门的火炮。我们的一个师,就只有一个山炮营,都是口径很小的山炮,差距可想而知。

另外,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占有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导致我们往前运输非常困难。我们部队只背了七八天的粮食,打一场战役没有了,只能跟着挨饿。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役里敌人不知道我们的现状所以他们节节败退。但他们清醒过来之后,就是我们节节败退了。

紧接着毛泽东坚持要打第四次战役。我们粮食供应不上,战士穿的还是夏天的衣服。第四次战役一开始我们处在劣势,战士冻死、饿死两万多人。又由于我们弱点的暴露,联合国军大胆还击,又把战线打回了三八线以北。这时候我们从国内又组织了10个军的部队,进行第五次战役,结果这又是一场惨败。第五次战役里我们一个师7000多人被俘,这是在国内战争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接着我们就在三八线附近打防御,防御了一年,然后打上甘岭战役。这是一场再较量,打了43天。打到最后谈判还是互不让步,但当时我们国内的经济已经非常薄弱,几乎财政收入的50%都投入到战场,我们也没有决心再打了。打了我们不会得到胜利,就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即俘虏遣返6000多人。在战场上我们又打了一个夏季战役,夺回来一些土地,就以此分界,这就是今天的朝韩分界线。

问:你在《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一文中对战争的残酷有很多细节的刻画,能不能和我们再分享一些你在战争前后个人的遭遇?
答:我是文化教员,不会用枪,进入战争没有别的话给我干,就分给我带了个担架班。我的任务是掩埋进入医院的死者,埋死人。抬进来,死了就归我管,外面死的不归我管。这是一个野战医院,随部队流动,部队在前面作战,医院就跟在它的后面,下来一个人包扎一个,抢救一个,往后面送一个。死人就就地埋了。

我跟你讲最残酷的五次战役。我们投入战场之后一直把美国人赶到了汉城边上,美国人很聪明,不跟我们较量。他用四个车轱辘跑,我们用两条腿追。(追不上)我们只能被迫撤退,撤退回来到中线打第二阶段。这时候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拿下加里山,切断洪杨公路,歼灭美二师。我们就在一天一夜之间,真的拿下了加里山,但部队伤亡真的太惨重了。

加里山是朝鲜中部很突出的一个高山,在三八线南边一点,敌人在这个地方已有准备,布置了障碍,铺设了地雷。我们是强行进攻,几乎是踏着地雷在前进,天上飞机在轮番轰炸,十几个炮兵群支撑了一道一道的弹幕阻止我们前进。

到了加里山的脚下我们换了一个团来攻坚,这个团几乎用了整个团的生命,3000多人,把我们摆上了山头。攻山的那个晚上我是做入院登记,我们就守在野战医院的门口,搞了个灯,一有人送进来,姓氏名谁哪个单位,快得很。一晚上我们三个人,大概不到10个小时,记下来1500多人。

我们还没有占领山头的时候医院就要转移了,紧跟先头团。这个团是沿着一个冲积沟上山的,沿途那个伤亡惨重啊,现在心里想起来都难受。我们有个小电筒,照了一下,看到(尸体)人叠人,人挨人,一堆一堆的。夜间因为看不见,敌人就拿机枪和炮火各种封锁。我们就是用生命拱上去的。后来我们院的领导还要我们做个工作,说既然你们没法掩埋,就薅一把草,把那些战士的遗体盖个脸。因为白天部队上来,看到这个惨象会丧失斗志的。

我们就是这样子,踏着自己战士的尸体爬上了山。到了山顶我到现场一看,敌人只有一个营在坚守,只留下了两具尸体。你就可想而知这场战争的伤亡比例了。他们以极小的伤亡造成了我们一个师几千人的伤亡,阻止了我们的前进。后来我在韩国的军事材料中间发现,敌人在这里做了多少准备啊,路障、挂雷搞了十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攻上去了。

这正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信息判断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判断山上是伪七师,后面打上去了知道是美二师,根本不知道敌情。我们的指挥是混乱的。彭德怀当时下的命令,要我们到中线附近作战,吃掉敌人六到七个师,你看看他嘴巴多大!我们根本不知道部队在哪里。

我们执行命令非常坚决,一天一夜不折不扣的拿下了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殊不知配合我们伏击的27军没有到位,我们把敌人拦住了,拦下了几十辆坦克,200多辆卡车。可是敌人跳车就跑了。

切断洪杨公路之后,战斗刚停,我到战场去看了一下,我们打死敌人500多人,俘虏了一个连。这是我们全部的战果。后面我们的《人民日报》吹,说我们俘虏了5000多人,夸大了10倍。

就在这个时候,又一场惨剧搞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的一个后备团,因为从加里山插到洪杨公路,又是一个冲积沟,我们这个团隐蔽在这个冲积沟里面备战。美国人发现了他们,结果16个炮兵营打我们一个团。炮轰了三个小时。

结果我们去抢救啊,伤亡2000多人!完整的尸体我们把他摆到沟中间来让担架运走。但胳膊、腿、碎骨,我们去捡了,就拿纱布包上,一卷一卷地塞到石头缝里,就算是把他们安葬了。但我们心痛啊!我们的人牺牲在异国他乡就是那么一个下场,尸首不全,我们收拾了整整两天两夜。为什么我说残酷,那个人啊,大白天奇形怪状地死在你的面前,这里一个腿,那里半个胳膊,那里半个脑袋,我们都一个一个把它包起来,你说这个工程,这是人啊!不是牲口啊!

问:战后你的思想是怎样发生转变的?你还回过朝鲜吗?

答:朝鲜战争结束,我到志愿军当时还在朝鲜的总部的展览馆,去参观。他们专门从上甘岭537.7的高地上切了一块土地,厚30公分一平方米,拿去做展览。结果发现这一平方米上面有2300多块弹片,里面大多都是人的碎骨和树的枝叉。你就可想而知,当时这块土地上一平米要落下两个炮弹,人还能生存多久。

我战后没有回过朝鲜,不是不想回去,是没条件回去。回部队就整个搞部队建设,现役军人也不让你去。我当然想回去看一看了,那是我战斗过的地方。但是没有机会。

当时我还对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怨恨,当时什么都不知道。那是若干年后,我进入军史之后,我各方面调看材料才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但打仗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当时我就是当兵,抗美援朝,很英雄那种劲儿,我有国际主义精神。但苏联的材料一公布,我们大失所望,悔恨,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战争?我们受了欺骗!

问:你有和其他老兵交谈过这些情况吗?他们怎么看?
答:我这个院里面就有很多老兵,这些人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化下面他们不讲真理。只要说打老美,他们就说正确。他们把朝鲜当成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前几年,我们院里面举办过“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纪念会,我在纪念会上发表了一通谴责金家父子的言论。结果有好多人围攻我,说我反动。现在好了,他们现在对朝鲜的这种表现终于有了认识,对朝鲜的态度有了转变。他们现在每天都在外面议论,现在我们国家的舆论也开始左右他们了,你看看前不久朝鲜发表的讲话骂中国的,这是多强烈的反应啊。

当然关于原子弹大家意见还是不一样,他们很多还是觉得大国能有原子弹,为什么小国不能有?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们不懂国际条约,现在他们讨厌朝鲜不是因为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在根本道义上就是流氓行为,尤其是这些领导人的行为,攻击中国,颠倒历史。

问:你觉得你对朝鲜这样的情感在老兵里面是少数吗?
答:这个情感还在发酵,往外扩散,现在对朝鲜的这种看法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包括社会上的人。

问:中朝虽然互相成为盟友,但双方的军队联系并不像西方的军事联盟那么紧密,你们当时两个军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答:我故事说不完。我们一入朝,朝鲜人民军就不让我们两支军队经常聚集在一块。我们这支军队的民主程度很高。经常开民主生活会,给领导提批评:打仗不行,多吃多占,表现不好。但他们不一样。我就见过几次,他们一个班长带着一个兵去老百姓家收稻草,他们那个班长就在旁边不干活,游手好闲。在我们这里别说一个班长, 就是营长、团长照样要干活。有一天,我行军打前站带着一个班走在前面,一个朝鲜军官也走在一块。我们吃的很随便,自己弄自己吃。但他发现一个老百姓屋后面有一盆蒜,绿油油的,那个军官毫不客气端过来就给人家吃光了。他们和老百姓关系就这样。老百姓在旁边看着心疼啊。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反映了他们的军民关系。所以他们就不想让他们的部队和我们接触,怕受影响。

我们当时也就看不惯他们的军官。他们的军官,穿着靴子、呢子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的,一遇到讲话,喔唷,就和朝鲜现在的广播员一样,咕噜噜那种训斥,很讨厌,没有亲切感。

第二个故事就是,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我们去了两个师,113师、114师。这两只军队都是东北成长的,在延边成长,跟着林彪,本来朝鲜人就多,后面我又换了一批朝鲜人进去,最后就把他们留给了朝鲜。现在是朝鲜的五军团、六军团。60年代之后他们在这里面凡是干部中间亲华的就一律排斥,你看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吧。

问:当时怎么想到写《我经历的朝鲜战争》这篇文章?
答:我知道很多人认识我就是通过这个文章。我是在网上发表的。我当时写这个是从我们军史的角度考虑的,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占主导,军队的军史党史只准讲六个字:光荣、伟大、正确。凡是负面的东西一律不能见诸报刊。所以我觉得我写这个有意义。

发了之后我收到很多电话,支持的人也很多,也有骂娘的,不过那是少数。很多战友也联系我,他们并不反对我的事实,只反对我离开了党的基本的东西,他们说:“老刘啊,你不要干这种事了,共产党待我们不薄,有吃有喝,你干嘛呀要反党乱军?”
但是我89年退休走出了军队之后,进入了《炎黄春秋》。《炎黄春秋》这一帮老人之前是跟着毛泽东的,但他们最先站出来反对毛的路线,有理有节。他们敬告我:“讲真话。”这就是我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