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三名进步派年轻女性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议会初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她们的对手都是深受民主党当权派青睐的男性，而她们都得到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组织的背书。她们中的两位，30岁的萨梅尔·李(Summer Lee)和32岁的萨拉·因纳莫拉托(Sara Innamorato)，分别击败了两名现任州议员、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家喻户晓的政治家族的远房表亲多姆·科斯塔(Dom Costa)和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
37岁的伊丽莎白·菲德勒(Elizabeth Fiedler)在生下第二个孩子的三个月后宣布参加竞选。她在位于费城的竞选办公室里开设了托儿所，以便团队里其他的父母在出门拉票前可以把孩子寄放在那里。在与选民交谈时，她提到自己孩子的健康保险靠的是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还讲了孩子的保险失效那两周里她所感到的焦虑。
萨梅尔·李公开谈论自己欠下的20多万美元的助学贷款，她从法学院毕业以来，这笔债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她告诉我，沉重的债务让她从内心里感到“让每个人接受免费的、高质量教育的必要”。（这位非裔美国女性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选区里最终获得了68%的选票。）因纳莫拉托谈了父亲的阿片类药物依赖如何拖累了她和母亲，让她们不再属于中产阶层。“我经历了我所在选区的苦难，”她对我说。
她们的竞选是美国各地正在发生的草根公民复兴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她们是这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仅有的乐观源泉。浸泡在纽约市的新闻中，我时常深陷于绝望。一个合法性可疑、品质败坏的独裁总统正在准备用第二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来重塑未来几代人的美国。联邦政府由逍遥法外的盗贼官僚们当道。和我的孩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们被迫与他们的移民父母分离。
然而，在全国各地，人们、尤其是女性们，正在用近乎超自然的力量，从基层开始重建民主，想方设法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对那些反对特朗普的中年郊区居民来说，这通常意味着支持民主党。但对那些把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视为腐败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巅峰的年轻人来说，这通常意味着试图重塑民主党，将其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具。
今天，萨梅尔·李、因纳莫拉托和菲德勒的胜利看起来像是一种预兆。周二，类似的初选结果以更大的规模在纽约市上演。28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初选中击败约瑟夫·克劳利(Joseph Crowley)，令民主党大惊失色，任议员已有19年的克劳利还是皇后县民主党主席，也是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可能继承人。就在选举前的几周，克劳利自己的民调显示他领先对手36个百分点。结果是奥卡西奥-科尔特兹以高出克劳利15个百分点的得票率获胜。
28岁的政坛新手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在纽约州民主党初选中意外击败了约瑟夫·克劳利议员。 她的做法与宾夕法尼亚州的那几名女性一样——动员大量的志愿者，与选民进行一对一的联系。“几个月来，在没有引起全国关注的情况下，一直有人在那里的基层，在地铁站与人们交谈，”纽约州总检察长候选人泽菲尔·蒂乔特(Zephyr Teachout)说。五月，她宣布支持奥卡西奥-科尔特兹。
考虑到奥卡西奥-科尔特兹所在选区民主党人的绝对优势，她的最后当选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事情。无论是李、菲德勒还是因纳莫拉托，都没有能构成威胁的共和党对手，所以她们也应该会当选。
在Twitter上，特朗普一直幻想着一股红色浪潮（共和党的颜色——译注）在11月份能把更多的共和党人送上台，巩固他的统治。但真正的红色浪潮，可能是民主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她真的证明了你是可以拿着这些议题来竞选并且取得胜利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全国主任玛丽亚·斯瓦特(Maria Svart)在谈及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的政纲时说。后者的竞选纲领包括全民医保、废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以及联邦就业保障。
奥卡西奥-科尔特兹所属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是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自2016年的大选以来——当然，那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布参加民主党初选——它的成员规模从7000人增加到超过3.7万人。它不是一个政党，更多是一个活动人士团体，在选举中与民主党合作，同时在选举之外也倡导对社会不公的抵制。
这个组织的许多目标，都反映在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的政纲当中，并且与那些进步派民主党人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虽说DSA乐于与自由派合作，但它的成员总的来说对民主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那部分是认真的。它的章程设想了“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
对于许多年长的民主党人来说，哪怕立场非常自由派的人，谈论民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都是会引起反感的事情。它在年轻人当中更受欢迎；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大衰退、教育成本的上涨、医疗保险的不可靠和工作场所越来越不稳定，以上种种结合在一起，令年轻人在物质上产生了痛苦的不安全感。他们没有共产主义普遍失败的记忆，但资本主义的失败就在他们身边。
不能把DSA所支持的候选人的胜利，全部归功于它，它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表示。有许多团体团结在奥卡西奥-科尔特兹背后，其中包括民粹主义的全新国会(Brand New Congress)，以及抵抗团体“不可分割”(Indivisible)的地方分部。在菲德勒、李和因纳莫拉托赢得竞选的背后，DSA也并非主要的推动者，尽管她们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的确，虽然有很多人在谈论民主党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但在基层，界限似乎没那么清晰。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州，我遇到了一些温和的郊区抵抗活动人士，他们自愿为因纳莫拉托工作，能够帮到一个有可能重振民主党的年轻女性，令他们激动不已。
巴里·拉什(Barry Rush)是一名63岁的退休人员，过去给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投过票，但是特朗普令他感到惊恐，现在，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一个名为“进步宾州”(Progress PA)的自由派团体。他最担心的是参选的民主党人——“我要帮蓝精灵这一边，直到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他的意思是，要给蓝色阵营投票——他知道民主党需要年轻人。因纳莫拉托的胜利庆祝活动中有那么多的千禧一代出现，这令他感到鼓舞：“去了有500个孩子吧！”他说。这令他感到孙辈们有希望了。
与此同时，DSA的年轻成员也充满希望，因为他们的分析有助于他们理解特朗普这场灾难。对于现在美国发生的一切，他们往往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恐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知道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出现动摇，以及它将如何重建。
“特朗普的灾难令每个人都感到自身受到威胁，并感觉他们必须与特朗普作斗争，与这届政府作斗争，”匹兹堡DSA联合主席、29岁的阿丽尔·科恩(Arielle Cohen)告诉我，当时我和她还有该组织的另外两位领导人一起坐在匹兹堡东区一家小咖啡店里。“社会主义者认为，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不仅仅是关于特朗普。不仅仅是关于谁当总统。”
这样看会有种奇怪的欣慰感；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在建设未来数十年内间他们想要生活的世界，而不是手忙脚乱地避免现在的灾难。
DSA匹兹堡分会拥有超过620名成员，在与科恩和该组织的其他人交谈时，我对他们为建立社区所做的工作感到震惊。在公立学校放假的时候，DSA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委员会会开放全天候的托儿服务和免费午餐。像其他几个分会一样，DSA匹兹堡分会拥有自己的维修点，会员在那里免费帮人们更换坏掉的刹车灯，帮助人们在进入社区时避免同警察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当地一位名叫金属玛丽(Metal Mary)的机械师帮忙培训了他们。
这些DSA分会不断举行会议和社交活动，为美国生活中流行的孤独症提供了一剂解药。“一切都是高度个人化的，而且是孤立的，”斯瓦特说。“人们非常非常孤独。自杀率上升到了天文数字。我们确实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社区。”政治和社区生活的融合，与基督教右翼为其信徒提供的东西没有太大的不同。这种社会资产是竞选资金买不到的东西。
在奥卡西奥-科尔特兹获胜后，佩洛西否认了共和党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主党中日益抬头。这种防备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几代人来说，“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一种诽谤，而且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落在民主党人头上。但我认为她错了。还有更多像奥卡西奥-科尔特兹这样的候选人，民主党应该欢迎他们。它需要他们的年轻和热情，他们愿意付出努力，把民主党重建为一个邻里间的机构。无论党的领袖是否喜欢，他们已经来了。
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许多州不同，州议员是一份全职工作。我在李获胜一个月后遇到她时，她正在考虑自己到达首府哈里斯堡后需要学习的各种东西。但她也相信，她和其他像她一样的人已经做好准备，要对民主党进行重塑。
“如果我们在宾夕法尼亚所做的事情证明了什么，那就是我们能做到，”她说。“我们可以反对这个体制。我们可以支持我们自己的候选人。我们可以组织积极的竞选活动。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我们真的可以获胜。然后我们可以再来一次，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