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鼎盛时期前的一个世纪，大英帝国经历了可能是该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1839年，中国对鸦片宣战，在广州从大多数来自英国的交易商那里收缴超过1000吨鸦片后，卡特尔向伦敦的政府施压，要求北京以黑市价格全额对毒品作出赔偿。当中国皇帝拒绝后，英国一批最为先进的战舰在1840年击溃天朝的帆船，将海边城镇炸为废墟。英国部队在中国海岸线沿岸屠杀平民。“我们的人做出了许多最为野蛮、可耻的行径，”一名军官坦诚。批评人士将鸦片战争比作当时新被禁止的奴隶贸易。伦敦政府几乎崩溃。在中国，鸦片战争渐渐被人们视为在西方列强手中一个世纪屈辱的开端。
随着西方与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纠葛加深，外界对鸦片战争也愈发痴迷，每个中国观察家都会想阅读裴士锋引人入胜、文笔优美的新书。这本书是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出色陈述——《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值得一读的前传。太平天国运动在1850年至1864年之间，夺取了约2000万中国人的生命。
与大多数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不同，《帝国的黄昏》关注的不是这场冲突本身，还聚焦在背景上，将故事拉回了中国在1750年代将西方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港口的决定。例如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1793年的贸易使团这样常见的重要事件都在书中可以找到，但其中也展示了一些较为不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事件，以及一批享有盛名的古怪人物。一方面，书里有一些令人着迷的冒险家，像是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他在1811年偷偷从印度边境进入西藏，身上的装备只有长及腰间的黑色胡须，以及一位坏脾气的中国翻译——然而却设法谒见了年仅6岁的达赖喇嘛。曼宁彻底被折服了：“他那美丽的嘴唇”是“永远都弯成了优雅微笑。……我能因为奇异感而哭泣。……我回到家里后深深沉浸在了自我反省中。”另一方面，书中还写到了广州“红牙血爪”的英国和美国商人，他们被禁止携带西方女性随行，于是回到了孩童时的状态，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玩耍跳蛙游戏。
裴士锋书中的反派角色，例如苏格兰毒枭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的故事堪称肥皂剧。其他人，例如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让平庸之恶达到了新的深度。裴士锋的M勋爵与卢夫斯·塞维尔(Rufus Sewell)在PBS电视剧集《维多利亚》(Victoria)中对墨尔本勋爵温文尔雅、充满讽刺性的呈现存在天壤之别，在书中，M勋爵显然是不假思索地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书中还有英国时任驻广州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这样的悲情人物，1839年，他在中国的施压下崩溃，最终开始对自己的神志产生怀疑。好人做坏事，通往地狱的道路由好意铺就，人们却错失了黄金机会。简而言之，《帝国的黄昏》是一个绝妙的故事。
然而，裴士锋的故事也有论点，尽管到了最后几页才明确阐明。“这个时代的结果是有多么随意和出人意料，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说。鸦片战争“不是大英帝国的某种长期计划。……也不是某些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帝国的黄昏》里面充满了各个人物的详细故事，是因为就是这些人推动了一切。在就“重要人物”和“巨大的超个人力量”的历史作用所展开的古老辩论中，裴士锋坚决地站在了人的这一边。
“如果义律没有被恐慌打败，在面对林则徐的威胁时做出如此之大的过激反应，”裴士锋推测道。“或者，如果林则徐本人更愿意与义律合作，而不是反对他；如果他们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合作，控制英国鸦片走私者。或者如果只有五位下议院议员在1840年4月10日早晨投了不同的票——如今我们回顾那个时代的时候，便有可能得到非常不同的教训。”为了避免我们产生误解，裴士锋用中国商人伍浩官和美国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之间的商业关系作为总结，“一直是非正式的，基于信任和感情。”一切本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本可能更好。
《帝国的黄昏》是“要是……就好了”(If Only)历史学派的杰作，这个学派带来了一个诱人的世界景象：如果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可以做到完美。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的巨著《美国的奴隶制，美国的自由》(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是这类作品中的经典，它坚定地表示，如果17世纪弗吉尼亚州的一些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的癌症就不会进入美国的血液。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战争的怜悯》(The Pity of War)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认为英国本可以避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场欧洲战争，但不是全球战争，大英帝国可以幸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兴起。
裴士锋这样出色的作者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写出极好的史书，解释为什么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会有那样的表现，同时也证明他们其实不是必须这样做——事实上，他们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人们常常会觉得，作者的叙述并没有完全证实他们的理论，而且关键历史人物的选择总是受到巨大客观力量的限制，他们几乎无法理解这种力量，更不用说去控制它了。
在鸦片战争的例子中，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在改变19世纪初全球力量的平衡。英国人动用暴力从中获利，这种事并非不可避免，但革命会不断制造令暴力成为可选手段的情况。我们可以把每次危机都看做是在掷骰子。1802年，英法之间的战争几乎蔓延到中国。1808年，英国海军夺取了澳门，但又和平撤出。1814年，紧张局势再度升温，1816年，英国船只亚嘑士地号(H.M.S.Alceste)向中国的一座要塞开火，据称导致47名士兵丧生。这些事件都与鸦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1831年，中国官员踩踏英国毒贩的灌木花园并侮辱乔治四世国王(George IV)的肖像后，毒贩们试图挑起战争。
中英两国的开战不是必然的。1839年，本可能是冷静的头脑占上风；尽管基于同样的道理，自1802年以来，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更狂热的头脑占上风。即使1839年在和平中度过，此后危机也会不断发生。英国商人一直在推动中国的开放（在1850年代后期，他们确实引发了第二次战争）。妥协不会让渣甸和马地臣们心满意足，并且英国难免总会出现一个政府认为，暴力是糟糕的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在一个财富和权力不可阻挡地从东方转向西方的世纪里，英中两国走向了战争，裴士锋对此做了动人的描述。但是，如果在这个财富和权力同样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的时代，这段历史还能给人们提供什么教训，那肯定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鸦片战争十年后做出的结论——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但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 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