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今年1月，连锁酒店万豪国际(Marriott International)因为一份客户调查将西藏、香港、澳门和实行自治的岛屿台湾作为独立的领土而向中国政府道歉。万豪的做法违反了共产党的规则，引发了部分中国公民的愤怒。
然后是盖璞(Gap Inc.)。该公司因为一款印有中国地图的T恤而发文向中国道歉，那幅地图引起了类似抨击。到了5月，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开始在其网站上将台湾首都台北列为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此举遭到了台湾的反对。
滕彪是中国著名的民权律师之一，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西方公司的怯懦行为。它们试图博得中国官方和民众欢心，以便继续留在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
“过去两三年里，我一直在关注西方学者、机构和公司的自我审查，”前不久的一个下午，现年44岁的滕彪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咖啡馆里说。“形势紧迫。中国对国际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不断加剧，这已经成了一个热点问题。”
过去一年里，西方国家的官员和政治分析人士的确公开谈到了他们所说的中国“影响力行动”或“锐实力”，以及中国如何胁迫外国人屈从于它的观点，或是进行自我审查，以此换取好处，或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自2013年以来，滕彪四次向美国国会团体谈到这些问题，并在大学校园就这一话题举行讲座。他说他打算就这个话题写一本书。
“我觉得是时候改变西方的对华政策了，”他说。
滕彪接受这个新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需要。在中国当局的骚扰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他于2012年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和美国。他不敢回国，因为近年来官方打压维权律师，已导致他的很多朋友入狱。现在，他和妻子王玲以及10岁和12岁的女儿住在新泽西州的西温莎。
滕彪一直关注他所说的“中国的长臂”，这个兴趣源自个人经历。2016年，他与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公开发生冲突，原因是对方决定收回为滕彪出版一本书的提议，它是关于中国由律师领导的维权运动的历史。滕彪说，美国律师协会这么做是因为不想危及它在北京的业务。该协会否认了他的指控，称收回提议是因为经济原因。
“跨境打压成了一系列全新的复杂问题，滕彪自己也是受害者，”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学者艾华(Eva Pils)说。“我对打压活动如何跨越国境，中国如何改变常规感到警惕。”艾华曾是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滕彪那个中心的负责人。
滕彪的妻子被中国一家科技零部件公司解除了国际代表职务，此后他们一家在美国也遇到了经济困难。滕彪说，该公司这么做是被中国官方逼迫的。他妻子在该公司工作了17年。
“中国政府给那家公司施加压力，”滕彪说。“公司说因为我，他们无法把产品卖给中国的代理商和军队。”
滕彪在东北吉林省一个农村长大，父亲是一名画家，担任过与教育和文化有关的基层官职，母亲是农民。他得到了进入著名的北京大学的名额，决定学习法律，最终在2002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期间，他参与了孙志刚一案。这位外来务工者在南方遭拘留期间被警方害死。这次事件使滕彪及其他律师走上了行动主义的道路，并导致他们遭到官员的骚扰。
自2012年习近平掌权后，滕彪和妻子愈发焦虑地看着他加强了对民间团体的管控。警方多次关押并殴打滕彪，连续数周非法向他的家人隐瞒他的下落。
2012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两年后与小女儿一起应哈佛大学之邀飞往美国。当时，他的妻子和大女儿已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但2015年，她们在走私者帮助下取道东南亚逃亡，其间一度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穿过泰国山区。
到访哈佛后，滕彪又被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和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高等研究院接纳。
2017年，滕彪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另外两名自由派中国人建立了旨在促进中国民主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会举行地方性集会、出版中文书籍、开设线上课程。滕彪表示，这些课程上线的网站在中国基本上被禁了。
去年七月，滕彪协助组织了华盛顿的一场游行，呼吁关注中国官员于2015年7月9日开始对人权律师展开的大力镇压。大约有50人参与了这次游行，滕彪计划于下个月再组织一场。
今年四月，滕彪为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在纽约运营的网站中参馆(ChinaFile)撰写文章，主张“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和毛泽东的旧式集权主义并没多大差别”。
“我想肯定会有些领导人，甚至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领导人，都会有自由民主的念头，”他在采访中说。“但他们不提倡民主，首先是因为他们太胆小了，第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失去从体制中获得的利益。”
2017年3月的一个下午，在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组织的一场集会上，滕彪与刘思达就中国的未来展开了辩论。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授刘思达那学期正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滕彪持严厉观点，认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而刘思达的态度更为谨慎。
刘思达在本周接受采访时说，在习近平的镇压和持续遭关押的情况下，滕彪这样的被流放者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行动方式。
“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滕彪忙于帮助遭镇压的受害者及其家人离开中国——是逃离，而不是向中国投入资源，或支持下一波活动分子，”刘思达说。
滕彪做出警告，声称一些在美中国公民在试图监视流亡的异见分子，并向中国官员报告。他谈到拥有约150个校园分会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简称CSSA），其中一些成员同中国外交官员保持着联系，并试图阻止校内与中国官方观点相左的演讲。
艾华表示，虽然对这些影响行动加以关注是很重要的，但西方人也要小心自己对海外中国人所作的假设。
“我认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们必须对此加以研究，”她说。“但要小心重回冷战时期的观点。重要的是，要清楚这种做法的危险。一个风险显然是我们会复制中国政府对西方人的说法——他们是来搞颠覆的，他们是来破坏体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