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着中国电脑巨头联想集团过去两年在全球5G投票中的表现而形成的舆论风波，让人十分忧虑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技术民族主义的”幽灵”已经笼罩着中国社会和商业领域。
所谓技术民族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对技术——特别是高科技——采取民族主义的态度。这一说法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罗伯特·莱许1987年提出的。莱许时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以防以后技术突破的机会被日本人夺走。这种观点被称作”技术民族主义”。
技术民族主义相信技术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必须实现技术本土化才能让国家富强。但这里的技术不是泛指一般技术，而主要指高科技，也即高科技必须本土企业百分之一百拥有，国家才能实现完全的控制和受益。因此，技术民族主义强调高科技要自力更生，不依赖外部市场。
从技术民族主义可见，如果本国企业在技术上的合作行为不利本国利益时，会被骂做“吃里扒外”甚至“卖国”。目前联想遭遇的就是这种情形。
中兴事件后不久，联想在2016年5G信道编码标准方案投票中没有投给中国华为而是投给美国高通的行为被人扒出，并被冠以”卖国贼”，此事迅即引爆自媒体，一时间，联想处于舆论拷问下。而为反击民间舆论对联想的”污蔑”，已经从联想退役的创始人、”德高望重”的柳传志亲自上阵，连发两封公开信，号召联想员工为捍卫企业荣誉奋斗。
我对柳传志公开信中的“阴谋论”以及标榜联想为爱国企业，高举产业报国大旗的表态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柳作为企业家的“教父”不应像批评联想之人一样也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并为一百个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富豪齐声力挺柳和联想而担忧。然而，这种只能用民族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对抗”却是中国社会的生态。在此之前，锤子科技CEO、在中国网络空间颇具知名度的罗永浩的“精日”言论也被网民挖出，并受官媒批判，罗不得不申辩自己不是“汉奸”，而且爱国。
为什么民族主义或者技术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大行其道，以致连罗永浩和柳传志都不得不用这套话语为自己辩护，作护身符？它“强大”的秘诀在哪儿？
要探究这个问题，需要回到中共的治国理念和策略上来。
这不是说民族主义自中共始，但中共有意放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整治反对者。自不输出革命、正统意识形态丧失吸引力后，中共在改革中就改打“强国富民”牌，并把它和民族复兴联系和整合起来，将中共塑造成一个维护民族利益，带领国家富强的执政党。这在习近平上台后非常明显。习近平曾指出：“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他所提出的中国梦以及与此相联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新词无不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无形中灌输和强化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只有中共才能维护民族利益实现民族复兴的认知和形象。
中国的左派天然拥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中共执政的群众基础很大部分是中下层民众，他们由于所受教育以及政府治理方式之关系，更容易接受这套带有强人色彩的话语蛊惑。尽管如此，在中共十八大前，由于领导人红色基因的色彩不鲜明，以及鉴于民族主义在反日大游行和薄熙来事件中的破坏性而遭到舆论批判，政府虽利用民族主义但也对它保持一定警惕，民众特别是左派的民族和爱国热情很难形成一股趋势性力量，事实上，他们在十八大前的后期，受到了官方有意识的压制。
但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形有根本改观。习近平本人的红色基因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民众尤其是左派嗅到了机会，官媒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大力鼓吹，官方也在有意识地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推销自己的民族主义治国理念和政策，从而导致了十八大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泛滥，左派尤其是极左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实际上，他们在这一时期充当了官方的打手角色，在极左的舆论火力批判甚至某种程度的物理清除手段的威胁下，自由主义学者噤若寒蝉，缴械投降。舆论一统是官方希望看到的现象。
民族主义在近期更是得到了集中爆发，以中国官方对海外航空公司发函敦促它们改正网站或标识中有关台湾的表述为标志，民众掀起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小高潮。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过去是中国受西方压迫，然而现在，政府要它们改正错误不得不改，这种中国强大起来的民族虚妄感是前所未有的。它无疑也使得民众对本国那些走国际路线的企业的容忍度下降，这样一来，导致中国企业尤其是后一类企业时刻提醒自己在开展对外投资等企业活动时要小心行事，生怕扣上损害国家利益、不爱国的帽子。
另一方面，中国民族主义的治国理念和政策也推广到了企业和商业领域，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在十八大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技术民族主义，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后者是一个以高科技为主的确保中国产业升级和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位于制高点的一个宏大规划。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过去没有技术民族主义，但相对来说，以前的技术民族主义被迫的成分居多。例如，由于八九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孤立，中国不得不独自开展载人航天项目的研究、投入大量国家预算建立超级计算机体系，以及建立起完全独立的军工体系。但中国制造“2025”更多体现了国家在高科技发展方面的“自主”意识。
持平而论，技术民族主义不独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前面说的技术民族主义的说法来自美国就反映了当时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紧张关系。而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表现，美国担心随着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落实，未来有一天会失去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中国则认为，如果产业升级不能取得成功，其民族复兴大业便会夭折。
故而，当两种技术民族主义相遇时，有一番争斗是免不了的。中兴事件的背景不能说与此无关。该事件进一步把整个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的神经刺激了起来，从最高层开始，强调要大力攻克芯片难关，官方也从政策和投资上部署芯片产业的国产化和本土化。
中兴事件后，中国民间的技术民族主义更加膨胀，对高科技企业在技术方面的“买办”路线进行了狠批，不幸的是，联想正是“买办”路线的代表。因此，当它在两年前被人挖出在5G投票中不支持本土企业华为而支持外企高通后，民众对它的不满也就点燃了。在此状况下，联想确实承受着很大舆论压力。而联想要平息民众的卖国指责，也只能坚称自己是民族企业，其“爱国心绝对经得起考验”（联想董事长杨元庆语），但是，柳传志亲自出来大表民族情怀，是否必要，是可商榷的。
目前，虽有柳传志出马以及官媒和一众富豪对联想和柳的支持和辩护，这种民族主义的舆论危机公关的机会主义策略看来在民众中并未奏效，反使联想和中国资本家的群体形象受到进一步损害。对立的两极陷入同一话语体系不能自拔，这就是联想打民族和爱国牌的困境，也是中国过于激化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的困境。任何事情操弄过度，都会走向反面，很难解套，因此，联想的教训值得中国官方和民间共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