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5月5日，在德国南部小镇特里尔、风景如画的葡萄酒产区摩泽尔河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诞生了。当时的特里尔面积只有今天的十分之一大，人口约有1.2万。近期的一位马克思传记作家于尔根·内夫(Jürgen Neffe)说，特里尔是那种“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彼此认识、但很多人彼此都非常熟悉”的小镇。
外省人的这种局限性与马克思无限的知性热情并不相符。那个时代生活在欧洲大首都的激进思想家们他几乎都认识，或者和他们在理论基础上决裂过，这其中包括跟他同时代的德国人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和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法国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给他贴上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标签；还有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1837年，马克思违背了律师父亲给他规划的法律事业，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沉浸在G·W·F·黑格尔(G.W.F. Hegel)的思辨哲学中。有人可能会说，从那时开始，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极端保守的普鲁士政府对这样的革命思想并不友好（黑格尔哲学倡导理性的自由主义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马克思选择的大学教授的事业道路被阻断了。
如果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能证明哲学的危险，那肯定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发现，黑格尔“怪诞刺耳的旋律”一开始令他反感，但很快就令他在柏林的街头兴奋地狂舞。正如马克思在1837年11月的一封信中向父亲极度兴奋地承认的那样：“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能从他危险、疯狂的哲学遗产中汲取什么教训呢？马克思永久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
如今，他的遗产依然非常鲜活。自世纪之交以来，出现了无数关于马克思的书籍，包括学术著作和通俗传记，它们广泛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读，以及它同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持久关联。
2002年，我参加了伦敦的一次会议，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会上宣称，马克思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哲学家。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观念或多或少都一致认为，马克思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是由严重分裂的阶级斗争驱动的，在阶级斗争中，占少数的统治阶级将占多数的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力据为己有，成为利润。甚至连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马克思的有一项论断一直都很有远见，那就是，资本主义之内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倾向。
但这也是一致意见戛然而止的地方。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但关于如何治愈它的“失调”则是众说纷纭。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原创性和深远意义所在。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马克思没有创造出万能公式，可以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根据乐施会[Oxfam]的统计，2017年，82%的全球财富集中在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手里）。但是，马克思确实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创造出批判武器，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唯一游戏规则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确信，资本主义会很快将这些职业变成历史遗物。例如，人工智能目前正在进入医学诊断和外科手术领域，证实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论断，那就是，技术会大大加速“劳动分工”，也就是降低某些职业的技术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获得持久全球影响力的——可以说，他的影响力比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大、更广泛——我们可以从他与黑格尔的关系说起。黑格尔著作中的什么东西深深吸引了马克思？正如他对父亲说的，他早期接触黑格尔的“体系”时，并没有被完全说服。那个体系是建立在一层又一层的矛盾对立之上的。
马克思发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18世纪末唯心主义思想在19世纪初主导着哲学思维，以至于人们将思考本身放在优先位置上，甚至连现实都可以通过智力推理来推断。但马克思拒绝认可他们的现实。讽刺的是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转变，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物质世界决定着所有的思考。正如马克思在他的信中所说的，“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当然，神或“诸神”栖居于尘世，或者就住在众生之中的观点，在哲学上并不新鲜。但马克思的创新在于将唯心主义对神或其他一切神权的敬畏颠倒了过来。黑格尔止步于倡导理性的自由主义国家，但马克思更进了一步：既然诸神不再是神圣的，那么根本就没必要存在国家。
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志，当然，这也定义了此后在20世纪出现的共产主义“国家”（多么讽刺）的混乱历史。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灾难中仍能学到很多东西，但至少在哲学层面，它们的经历有多少借鉴意义是存疑的。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马克思的智识遗产中的关键因子不是“哲学”，而是“批判”，或者如他在1843年所描述的，“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的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在1845年写道。
阶级剥削的运转中又加入了种族和性别压迫。像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和#MeToo（#我也是）这样的社会正义运动毫不掩饰地把目标对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永恒真理”，因而默默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教益。像马克思那样，这些运动认识到，所有社会的统治观念都是统治阶级的观念，推翻这些观念是真正革命进步的根本。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积极主动的咒语——为实现社会变革，必须首先改变自己。但是仅有开明或理性的思考是不够的，因为思维的范式已被男性特权和社会等级的结构所歪曲，甚至影响到我们使用的语言。要改变这些范式就需要改变社会的基础。
引用马克思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过渡到一个个人价值最终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不是由资本关系所决定的新社会，被证明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正如我所说，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一个实现社会变革的通用配方。但他确实为这种变革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智识“酸性测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注定要继续引用他的话，并且试验他的想法，直到他努力希望实现的那种社会，以及如今我们当中愈来愈多的人所渴望的那种社会终于得到实现。
编者注：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有些极端的辩证法，把对自己没有在社会上得到比他人更多的仇恨演化成了阶级仇恨，他的哲学实践导致了世界上一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在他的哲学里偷换概念似乎是习以为常。而认同这样哲学的往往都有些偏执狂的特征，也就是所谓批判，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没有解释，这就产生了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哲学最终以利用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恶在制约人性的善，来统治在这种哲学笼罩下的国家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