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常以战争为节点来划分，战争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对二战和内战的理解和塑造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同时，政治的需求也左右着对历史的解释。
中共在建政前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自己塑造成抗日战争的唯一功臣。中共带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侵略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并最终取得胜利——这曾是中国官方史书对抗战和内战的注解。虽然近年来关于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日的历史渐渐进入历史教材和大众视野，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同派系间的争斗、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战争的反思如何塑造今天的中国政治，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解答。
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新书《战争中的中国：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凯旋与悲剧1937-1952》（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尝试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画。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这三场战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第一部分回顾了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根基不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击日本侵略和国家构建方面的努力。第二部分阐述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政策的诞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发展壮大的历程。第三部分主要关注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参加二战后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变化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第四部分详细揭示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何在国内政治的作用下逐渐放弃了对蒋介石政府的扶持，以及中共建政后很快又投入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尽战乱。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面对的是四分五裂的中国，许多地区处于地方武装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渗透。较低的识字率使得国家宣传机器很难触及乡村和小镇中的民众，战乱也让政府难以进行系统性的基础建设和国家观建构。因此，方德万认为，生活在广大农村民众普遍缺乏清晰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既缺乏了解，也缺乏认同。
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样的权力真空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方德万指出，二战和国共内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0年代，中共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阀的嫌隙，在江西和其他南方农村建立根据地、训练军队、联系民众，而共产党势力的壮大也分散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平定军阀之乱、统一中国的精力。同样的，后来国民党重兵围剿使得中共被迫辗转到陕北，反而给了中共以“北上抗日”的名义笼络民众的机会。
方德万认为，二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的地位，但他在中国国内的形象却经营不善。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使民众非常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根据地争取农民支持，也利用和平谈判的机会在重庆、上海等大城市与知识分子和其他党派的政治精英联络，不断在国内政治的版图上扩大自己的存在感。
与许多研究中国战争史的著作相比，《战争中的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用出色讲故事能力在严谨的学术理论和可读性之间找到了很好地平衡。方德万教授在枯燥的政府文件和统计数据之间穿插以亲历者的书信和日记，除了钻研宏大的历史事件外，也用简洁的笔触揭示了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处境。
3月26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威尔逊中心（the Wilson Center）举办了《战争中的中国》讨论会。方德万在现场表示，民族主义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德万说，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整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但这种简化的论述忽视了贯穿20世纪上半叶的军阀混战、国共矛盾等历史，也忽视了美苏等外部力量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方德万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强调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而是强调以德报怨，以及塑造英雄形象。但1980年代后，中国开始强调“受害者”身份，这种心态会如何进一步影响中国与日本等国的关系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动作值得人们关注。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表示，理解了20世纪的中国战争就理解了中国当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芮效俭说，中共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后掌握了权力，中共建政后的宣传也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为基础把中国塑造成热爱和平、但饱受侵略的民族。但芮效俭警告道，不能单单以过去的经验去判断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
芮效俭说：“许多中国人会非常诚恳地告诉你，‘热爱和平’的品质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但如果你问中国的邻国，它们不会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如果与利益相符，中国人就热爱和平。同样的，如果与利益相符，中国人也会发动战争。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