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去世21周年的忌日，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要总结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就绕不开对邓小平的评价。正如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一样，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也许就不会出现，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改革早期，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没有很大歧义，他是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形象出现的——至今官方还是如此称呼他。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在1984年的国庆游行队伍里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时，邓的威望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八九是社会对邓评价的一个转折点，他被民运派称为“六四屠户”。“九二南巡”，邓以“一介平民”身份将中国重新带回改革。此后，邓淡出公众视野，直至去世。
20多年后再来评价邓小平，视角和重点自然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要放在他生活的时代，从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去理解。现在社会上有种看法，认为没有邓，中国也会改革开放。如时任领导人的华国锋，并不像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保守。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是邓而不是华，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较华和邓二人的眼界、经验、思想的开明以及政治手腕，差的就不是一个等级。即使在华的领导下，中国也不得不打开国门，推进改革，但改革的速度很可能是一波三折、一步三摇，会慢很多。
然而，我们今天反思改革，评价邓小平，是带有今天这个特定阶段的问题、印痕和目的的。虽然我们不应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邓小平，但完全撇开现实去评价历史人物也不对。因为今天的问题乃是由昨天的观念思想和政策造成的。何况这段历史并不远，改革积累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邓小平，对此不应讳言。
其实，习近平宣称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用自己的“习思想”取代邓小平理论对改革的指导地位，就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出了问题的。邓小平所发动和主导的这条改革道路，导致了两个最严重的后遗症——腐败和社会分化，故而习近平才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并重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格局。习开出的“药方”是否对症另当别论，但它的确是针对邓的改革的失误而来的。
作为共产主义信徒的邓小平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拯救”而非“发动”上。当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公允地说，邓只是其中的“发动者”之一，其他的领导人也参与了。但1992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完全是凭借一己之力，将已“奄奄一息”的改革彻底扭转过来。“八九”对中共造成了重创，在其后的三年治理整顿中，改革事实上已经熄火，计划体制有全面复辟的气势，是邓小平力挽狂澜，将改革拯救出来。“南方谈话”最重要的一点，是批判了凡事都要问“姓资姓社”的“左倾”思想错误，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防“左”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课题。可以说，没有“南方谈话”，便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此，中国被锁定在改革开放的航道中。
我们再将历史的视角拉长，如从中国近代史出发，对邓小平改革的意义和价值会有更好的理解。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将近180年的历史，可以看作一个超大国家赶超型现代化的样本。它分成三波。第一波从洋务运动到民国，第二波从共产党建政到文革结束，第三波就是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后一波是对前一波历史的纠错，是对苏式社会主义的抛弃。将过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制度和旧体制，主要是计划体制打破，引入市场机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打开封闭的国门，向西方世界开放。因此，从现代化即文明史的角度看，这段历史是一个与西方文明接轨融合的过程，而它与邓小平息息相关。正是邓小平，在第三波现代化中，扭转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中国引导到现代化的正当道路上来，为它搭建起了框架，指出了方向。没有邓小平，中国也会走向这条道路，但时间要晚，成本要大得多。邓小平是把改革开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来维护的。
但这并不是说，邓就没有问题。邓对自己的评价是“七三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说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分化，进入本世纪后，社会对邓的评价出现两极化。赞誉者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功劳归之于他，反对者则认为他要为今日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负责。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改革一直伴随着思想的混乱，无论对邓还是对毛，或者对其他领导人，都难有一致评价。
在邓的反对者中，前期主要是文革得益者以及民运派和同情“六四”的自由派，后期主要是以底层劳动者为主的在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的普罗大众，包括部分对改革失望的左派知识分子，此外还有俗称的“毛左”。后者也人数众多。
在我看来，邓的最大问题，是在他有权力和权威的时候，未能运用这种权力和权威，适时发动和推进政治改革，将中国导向民主轨道，反而干掉了两任总书记，扼杀了处于襁褓中的政改。尽管和其同时代的中共元老比，邓要显得相对开明，在八十年代早期，邓并不反对或者说也主张政治改革，他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至今仍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改文献，但邓政治改革的边界，从没有超出政府改革的范畴，换言之，邓是把领导体制的改革当做政治改革。虽然从宽泛角度说，这也是政改的一部分，但不是主体部分。
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他不可能容忍有人借自己发动的改革而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所以邓为改革划了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如果作为一种策略，在某个阶段以经改为主未尝不可，但若政改迟迟不跟进，时间一长，势必导致改革出现许多严重的问题，最终拖延改革进程，这就是今天中国面临的现实。
未能推进政改的后遗症
在40年的改革中，有两大问题特别要指出，一是政府GDP主义，可称之为“GDP政府”；一是由裙带和腐败构成的食利阶层，可称之为“裙带社会主义”。
GDP政府也就是以GDP为取向的政府。中国政府之所以要以GDP为取向，并作为衡量官员能干与否的标尺，根本原因是执政党要把GDP作为政绩合法性。文革摧毁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在普遍贫困的国情下，执政党只有快马加鞭，把经济搞上去，才能解决贫困问题，改善民生，故执政党只能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GDP上，释放人们原始的发财致富欲望。这或许就是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初本意。
重视GDP不是坏事，但不能将经济建设等同于GDP，更要看到GDP取向的政策后果，必然是重生产轻分配，重建设轻公共服务，重资本轻劳动，通过低成本人权优势，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这种政策后果更加严重。
裙带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裙带资本主义而言的，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纵容权力和关系寻租，特别是通过对政治领导人的血亲、姻亲、朋党关系的捆绑，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形成一个个尾大不掉的权贵富豪家族。
裙带社会主义的产生，源于不受控制的党权和政府权力，政府主导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和政治资源，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它的后果就是少数权贵瓜分国民财富，成为食利者，并导致腐败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裙带社会主义也是平常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两大问题正是没有实行政改的后果，反过来，改革也是由GDP政府和裙带社会主义所败坏的。由于国民财富被食利者瓜分，政府垄断了经政资源，从而形成了贫富的两极化，以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为主的底层民众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社会进入了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赢家通吃时代。人们对这样的改革失去耐心和信心是可以想见的。
此种情况当然不是邓小平设想的。他曾警告过，如果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就说明改革失败了。但他至少要为此承担相应责任，包括备受一些学者推崇的邓的改革“三论”——“摸论”、“猫论”和“先富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果不加以限制，会带来很大后遗症。
以“先富论”为例，虽然当初邓提出这一原则时，本意是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而绝对不是以社会的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为代价的，但这条原则实际实行的结果，却恰恰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因为在一个权力支配市场的体制下，先富起来的人只能是靠权力最近的人。谁靠权力最近？当然是官二代、红二代，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少数权势家庭。
事实上，当时执政党为让红二代不参与、干预政治，有意将他们赶向商场，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特权和政策优势，变现为财富。“八九”学运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反官倒，而当时包括邓在内的领导人的子女，大部分参与了官倒，邓朴方所建立的康华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情况愈到后来愈严重，最近10多年，官二代、红二代早已抛弃了早期的“官倒”形式，而采用现代金融方式，垄断了中国多个行业。比如安邦集团的崛起，没有与邓家的联姻以及其他红二代的支持大概是不可能的。
可以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一部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党政干部领导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升迁在内的私人收益，而执政党为保执政稳固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展示出了巨大的容忍度。一言以蔽之，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及其失控是邓式改革的副产品，但也促成了习近平的集权和反腐。安邦的被打压，就反映以权贵集团为代表的裙带社会主义，在习近平看来，已经触及到危及执政党统治的问题。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多面性。今天我们评价邓小平，目的是着眼于改革，无论是一棍子将邓打死，还是无原则地一味颂邓，都与这一目的相悖，是不足取的。我们要做的是，继承邓的改革遗产，同时对改革的重大失误，进行修正，应基于正义原则和共享目标，去重新设计中国改革的下半程，并在此基础上，启动政改，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