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堪培拉——2016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堪培拉市中心的一家剧院里，看一场由亲北京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组织的中国国庆晚会。一阵骚乱后，我身边的座椅突然坐满了穿着黑色西装、用对讲机交流的男人。他们尾随我去卫生间，还试图让剧院的安保人员把我撵出去。
之前早些时候，我曾在一份学生报纸上报道了有关中国政府与该组织的联系，以及他们为了在我的大学里审查反共内容所做的努力。我后来确定剧院的这些男人都是中国学联的成员，显然，他们试图恐吓我是因为我的那些文章。
在澳大利亚，北京的手不仅伸向了如学联这样的组织。它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干预正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当澳大利亚人在争论该如何回应时，因北京的侵犯而感到惊慌的澳籍华裔的声音却被淹没在了中国政府压抑澳洲批评者这一咄咄逼人的行动之中。
有如此多的澳大利亚华人的声音遭到湮没，围绕着这个群体的误解也十分普遍。在总人口大约2400万的澳大利亚，有超过100万的澳大利亚人称自己拥有中国血统。
中共正在澳大利亚华人群体中积极培养一种刘晓波——去年在中国狱中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说的“敌人意识”：一种把自由的西方当作中国的敌人，把自由的支持者也当作中国的敌人的意识。而反对共产党压迫的人，如亲民主活动人士，普遍被称作“毒药”或“敌对势力”。
恐惧是北京压制澳大利亚华人的最有力武器。和我一样，其他批评北京的澳籍华裔人士都是威胁和恐吓的目标。去年，悉尼的大学教授冯崇义在中国被关押了一周。2014年，澳大利亚华裔艺术家郭健在制作了一个纪念1989年大屠杀的天安门微缩模型后被短暂拘留。
中国也会监视人在澳大利亚的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许多人担心他们的私人信息和社交网络可能会使自己变成中国政府的目标。澳大利亚华裔漫画家、街头艺术家巴丢草，就由于害怕而从未暴露过自己的面孔或真实姓名。
即便是会避免主动批评北京的人也受到了影响。上个月，据传悉尼有一位台湾女服务员称，她工作的那家中国火锅店的老板问她是否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当然不属于，”她回答道，几分钟后，她便丢了工作。
作为北京行动的一部分，许多把英语当做第二语言的澳大利亚华人所依赖的澳大利亚中文媒体都被迫进行自我审查。它们避免批评中共。通过购买当地中国媒体的股份，北京也在悄悄地把自己的官方媒体伸向全球，伸向澳大利亚。在一个由中国企业腾讯所有、被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发布的消息，也能被北京随意删除。
北京对澳大利亚中文新闻媒体的控制有助于增强此地亲北京的声音，而北京的批评者发现自己几乎失去了所有可以发声的公共平台。北京为自己的积极支持者提供赴中国旅游的奖励。
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中文组织所剩无几，由于缺乏中文新闻媒体的报道，它们的号召力也受到了影响。一些独立组织被亲北京的成员接管，他们随后改变了组织的使命。
北京掌握华人社区的话语主导权，令更广泛的公众对华裔澳大利亚人产生了偏见。澳大利亚的其他人以为华裔澳大利亚人都属于支持北京的统一阵营。一位右翼评论员甚至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澳大利亚的一百万华裔未必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种心态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决策过程。
澳大利亚的北京代理人也在不断提醒澳大利亚人这个国家过去对华人犯下的可耻的种族歧视。结果，当一名华裔澳大利亚人被指控与北京有联系时，他可能会说那是种族歧视，说他之所以被污蔑与北京有关系，只是因为他是华裔。由于中文媒体缺乏平衡的报道，所以许多澳大利亚人往往相信这些说法。
澳大利亚议会对抗外国干涉的一系列新法案，包括对外国代理人进行登记以及禁止外国的政治捐款等，将削弱北京在华裔澳大利亚人中的控制力。这也可能激励华裔澳大利亚人重拾信心，相信我们的斗争正在获得认可，在对抗胁迫的斗争中，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
不过，许多华裔澳大利亚人对我们被看待和被代表的方式感到沮丧。所有的华裔澳大利亚人都应该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担心遭到北京的报复。
那些实际上并不代表大多数华裔澳大利亚人的所谓的华裔社区领导人应该坦白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而那些不愿坦白关系的人应该受到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的公开批评。独立的华裔澳大利亚社区团体应该获得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必须尽其所能，结束北京对当地中文新闻媒体以及更广泛的华人社区施加的威慑。我们的政府应该利用外交和安全渠道，抵制北京对媒体施加的压力，以及北京对华裔社区团体的接管。应确保和扩大公共资助的普通话和粤语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华裔澳大利亚人并非没有力量。我们需要大声疾呼。但同时，所有的澳大利亚人，无论种族背景如何，都应该团结起来，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宽容、自由的国家，那么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应该支持华裔澳大利亚人的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