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到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公开信
中国高校教师实名连署反性骚扰宣言感动了许多爱护与关心国内教育环境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他们也希望能在中国国内推动反性骚扰的过程中尽绵薄之力。
来自中国某公益非政府组织的M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的行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从高校这个场域开始，带着这个意识学生毕业以后进入职场，也会注意职场性骚扰的问题。”
参与了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公开信的七七告诉美国之音:“学生们希望安全没有暴力的学习生活环境，同时，有些老师也开始对于应该如何指导关怀同学产生怀疑。”
她说：“海外联署的主要诉求是希望教育部和人大能公开一个确切的建立推行长效反性骚扰机制的时间线，和具体的执行方针，希望国内更多大学乃至教育部和人大对学生和教师的发声用行动作出积极回应，不辜负受害者的勇敢(发声)，和同学和老师们对母校和教育部以及人大的信心。”
来自广州在美国纽约读研究生毕业的小门告诉美国之音，希望高校反性骚扰制度相关过程公开民主，让学生参与了解，这样更容易落实，并且希望在半年的期限能尽快推出立法，因为“拖延会消耗正义”。
校园性骚扰在中国存在已久
官方新华网微评说，中国教育部宣布对待校园性骚扰“零容忍”，但是#MeToo在中国#微博话题标签被删除。路透社1月30日报道说，1月下旬，一次计划从据称发生性骚扰事件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到对外经贸大学的游行被组织者取消。
在中国北京读本科的刘某与来自中国南方的L同学最近刚抵达美国。她们告诉美国之音，她们俩人听说过一些美国的性骚扰大案，但是没有听说过北航教授性骚扰女生等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也不知道联名信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校园存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
L同学说：“这种事情应该是很多的，只是没有报出来而已。”
她们认为中国高校肯定是没有具体的处理机制。但当问到是否应该要有的问题时，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当然要有啦。”
来自哈尔滨的王晓阳也没有听说北航等高校的性骚扰事件，也不知道联名信，但是她向美国之音讲述了她上大学时的亲身经历。她说， 一次寝室搬家的时候，一个男生碰了她的屁股。
王晓阳说：“虽然在搬家，但空隙挺大的，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但是我又怕冤枉人家，然后我就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就走了。”
此外，从高中到大学，王晓阳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包括高中男同学在班上只有她一个女生的时候，在黑板上画生殖器比大小，也有在她的本夹子放避孕套或桌子隔层放验孕棒。但是，老师的消极处理，让她很沮丧。
她说：“ 老师当时就是除了安慰我，然后也是就是说大家现在高三，什么压力又大，然后一会儿就好了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事吧发生的当时我特生气，那怕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过去了两三年我再想起来还是特别生气，但是后来慢慢就淡了，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想跟我的高中老师联系。”
中国高校尚未设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顾问韦婷婷在2017年4月12日公布了《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结果。研究发现，6,592名回答者中，有将近七成受访者受过性别骚扰、不受欢迎的性企图、或性强迫任何一种形式的性骚扰。调查也发现，不分性别，都有可能受到性骚扰，这当中有3,835名回答者进一步解释不向学校投诉的原因，有将近6成出于认为投诉也没有用。
截至2017年3月28日为止，该调查另外收到16所来自全国113所211高校回覆，有13所高校表示设有防治性骚扰教育课程或其他举措，但全国没有任何一所具备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法律规范还不到位
中国社会上还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立法，没有具体定义，也没有具体措施。因此，许多关注中国高校性骚扰议题的活动家、学生和学者纷纷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法律与制度。
来自中国某公益非政府组织的M告诉美国之音，“性骚扰侵害的是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权，如此重要的权利一定是需要由法律来进行规范。中国目前也确实有一些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法规。例如《中国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禁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规定了对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惩罚措施。除此之外，中国的《宪法》和《民法总则》也规定了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但以上规定的问题在于其并未澄清性骚扰的定义，也没有就性骚扰发生后的救济渠道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也就无法真正保护个人免受性骚扰。”
小门也表示，现在散见的立法没有规定比如政府部门或是高校里面师生之间的性骚扰问题处理方式，学校当成道德违反事件处理，对学生的补偿也只字未提。
小门说：“学校发生了这些事，他们都是用道德，类似于老师违反了道德纪律，然后和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样话语来对老师进行处分。然后这个处分，我感觉是没有一个标准，全部都比较靠学校自己的裁量。然后很多时候老师过一会儿他又会被招聘回去，或不会影响老师很多的工作方面的东西。然后，怎么样补偿学生，也都没有讲。学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救济措施和一个被补偿的措施。这些全部是空白。”
立法之外尚须具体机制
在许多学生学者除了肯定立法的重要性之外，还强调在工作场所建立相关固定机制也是重要的，而且不仅需要预防性骚扰，也要能处理投诉。
M认为法律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更多的是事后救济，而且法律程序繁杂冗长，难以迅速有效解决问题。”
M说：“因此，高校内建立专门的预防与制止性骚扰的机制很重要，国外也早已开始实践。任举一例，美利坚大学雇有专员接收、调查和处理性骚扰投诉，高校所有雇员有义务举报性骚扰行为。根据具体情况，个案的解决途径可包括为受害人提供心理咨询和相关服务、指定加害人参加相关培训、社区服务，或撤销相关资格、暂停工作/上课，直至退学/解雇。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高校雇员都要接受反性骚扰培训。”
应从小普及相关教育
许多人主张，反性骚扰相关教育和实用的防身课程也是重要的，而且应该从小教育。
经历过同侪性骚扰的王晓阳认为：“我觉得除了那些知识层面的、字面的宣传以及有一些实用性的课程也是挺有必要的。……还有就是家长得教好自己的孩子，就不要让这样的人衍生出来……不要让一些人会沦落到变成性骚扰或是性暴力的实施者。”
参与海外学生学者公开信连署的民众，也有人留言表示：“应当从小学就开始普及性骚扰教育，从娃娃抓起注重保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