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 Chi Yin/VII/Redux
2017年5月，来自甘肃省的一群朝圣者在前往洞儿沟圣地的路上祈祷。
太行山就像是太古时代留下的一道伤疤，从北京向南逶迤开去，穿过中国的腹地。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道山脉以女娲的发源地出名，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母神格。兵家则冷眼相看，发现了那些易于防守的关隘在军事上的价值。如今，实业家们垂涎这里丰富的矿石和煤炭资源，把它变成了世界的炼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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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Johnson
2017年5月，一名中国天主教的朝圣者在洞儿沟七苦山的台阶上。
Ian Johnson
2017年5月，自洞儿沟看见的七苦山。
但是在过去的四百年里，太行山也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中心轴，是其历史和发展壮大的中心所在。在17世纪早期，北京成为了基督教（本文的基督教是指天主教、新教等宗派的总称——译注）永久的立足点，使得该教从太行山脉两侧向全国散播开去。东边是河北，有中华圣母堂等重要的天主教中心。西边是山西，朝圣地板寺山就在那里。靠近太行山稍南一点位置的，是一个名气没有多大，但或许影响力更大的天主教信仰中心：洞儿沟。
今年五月一个阳光明媚、刮着风的大清早，这个灰扑扑的村子一派十足的乡间虔诚景象。教堂传来晨祷的钟声。有人家正忙着准备大办宴席，举办传统婚礼。载着朝圣者的旅游大巴开始到来，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参观位于山顶的一个圣殿。宗教旌旗在风中噼噼啪啪，念珠发出咔嗒声，祷告直抵天庭。
这一天在42岁的刘文霞眼前徐徐展开，她个头不高，精力充沛，有着农民工消瘦结实的身材，穿着时髦的黑色紧身裤、花裙子和宽松的衬衫。跟许多当地人一样，刘文霞之前离开洞儿沟去了省会太原，这是因为当地的农场规模太小，而且气候太干旱，难以维持生计。在太原呆了20年，她给别人家做保洁、卖寝具，向医院的病人推销药物——在中国什么都需要自己去做的医疗体系下，这是常见做法。“我都做过！”她笑着说，之后变得严肃起来。“现在我有机会回到老家，为复兴天主教出力。”
两年前，她和丈夫回到了洞儿沟，把辛苦学来的创业技能与该村作为朝圣地越来越大的名气结合在一起。他们把山脚一座空的餐厅租下来，将其翻新后起名“朝圣之家”，为每年数万前往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朝圣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点。
夫妇俩还帮忙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捐赠活动，扩建七苦山的朝圣山路。建起了新的十四苦路，山顶一个仪门也进行了扩建。门的后方就是一座颇有特色的教堂，它看上去像北京的皇宫。有旅游机构在网上发布了用无人机拍摄的这壮观的一路登顶，以吸引虔诚的中国游客。
在洞儿沟，可以看到今天天主教在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种宗教仍然主要盛行于农村，但洞儿沟与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一样正在空洞化，信仰有时并未随之进入大城市。
虽然这个村庄跟中国各地的许多宗教中心一样，受益于宗教旅游的繁荣，但目前还不清楚信教的基本人数是否在增长。甚至，据一些靠谱的估计，中国的天主教人口可能正在减少，这是因为低出生率、传教不足，以及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者与梵蒂冈之间的多年嫌隙。
由于教徒数量未能出现增长——据估计，在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里，目前天主教人口的数量在1000万出头——教会的许多人因此认为，最近罗马教廷与中共之间的谈判就尤为重要。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谈判已经放缓，但当地人仍然希望关系的改善能给教会注入新的活力。他们甚至希望有一天教皇能访问华，他们相信这将唤起人们对该信仰的热情。
不过，也有不少人提醒说，北京与罗马之间关系的改善，甚至正常化，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共产主义制度下宗教信仰之不易，而是在巨变时代里获得认同的艰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既有宗教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在中国尤其明显，因为这里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
对于像刘女士这样的人来说，这些希望和困难每天都从上山去膜拜圣母玛利亚的民众身上可以看到。她说，来这里的许多国内游客都是来自天主教家庭，但在共产党对宗教的强硬打压中，他们失去了信仰。她说，朝圣可以激励这些人，帮助他们看到天主教会的美丽和力量。“他们失去了信仰，但现在主把他们带回来了，”刘女士对我说道，当天的第一批朝圣者开始向十四苦路走去。“但他们今天离开这座山，明天会回来吗？”
历经数百年的冲击而屹立不倒
基督教最早来到中国是在公元七世纪，当时是东方教会，也就是所谓的聂斯脱利派教会（即景教——译注）抵达中国。像六个世纪前的佛教一样，它也是通过丝绸之路这条穿越中亚的伟大贸易路线向东传播的。但是，到了13世纪，景教和方济会都没能继续下去。当战事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时，它们都偃旗息鼓了。
直到16世纪，基督教才在中国站稳脚跟。1552年，耶稣会会士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乘坐葡萄牙的一艘商船，来到广东省南部海岸的一个岛屿。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但另一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接替了他，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语言学家和外交家，他于1582年来到中国，一路慢慢北上，1598年，他达到了目的：来到了帝国的首都北京。在试图使高级官员皈依天主教的同时，他可能也对来自山西这些省份出门在外的商人进行了宣教，从而在洞儿沟这样的村子埋下了信仰的种子。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3000年，比起来基督教来到中国的400年时间似乎很短暂。但它能得以留存仍然意义非凡。自2000年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首次有一种新的宗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中站稳脚跟，历经朝代的衰落和军阀的倒台，以及国家支持的迫害浪潮，成为中国宗教景观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
这一成功部分归功于天主教会的其中一个最大优势：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和资源。直到20世纪中叶，是教会在广袤的土地上调拨资金、派遣传教士。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很快就随之建立起来。除了太行山周边的省份，天主教传教士还深入到云南南部的丘陵地带。中国作家廖义武在他的《上帝是红色》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刻画。他们还在这个国家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和小村庄建立了重要的信仰中心。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天主教会的本土化进程却非常缓慢。直到1946年，梵蒂冈才批准中国天主教实行独立圣统。三年后，当共产党上台时，大多数天主教医院、学校、孤儿院及其他机构仍然由外国人经营。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只有28个是由中国人管理（21名主教和7名高级教士）。其他109名主教和高级教士则是外国人。
因此，当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将几乎所有外国人驱逐出境，并切断了与梵蒂冈的联系后，天主教会群龙无首，在挣扎中求生。传教基本上停止了，皈依的情况极少发生，除非是因为婚姻进入天主教家庭。
这个挫折反映在天主教信徒人数增长缓慢上。1949年，中国估计有约300万天主教徒。今天最高的估计是1200万，这意味着天主教教徒的增幅仅与人口增长相当，1949年中国有4亿人口，现在是近14亿。
鉴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宗教信仰出现爆炸式增长，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人数停滞尤为令人沮丧。在共产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统治时期，宗教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自毛泽东去世，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采取了资本主义式的改革以来，宗教开始兴起，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重、追求物质主义的社会里，这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更广泛探求的一部分。
在中国各地，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数增长迅速，现在已经达到数亿人。与新教的比较更是惊人。1949年，中国有100万新教徒。现在，这个数字估计在5000万到6000万之间，而且在天主教最薄弱的地方——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专业人士中间，新教的会众规模尤其大。（伊斯兰教是中国的另一主要宗教，但局限在10个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当中，只有2300万。和天主教一样，它的增长主要是基于自然人口的增加而不是皈依。）
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成因可以追溯到本地化问题。直到20世纪中叶，天主教都不愿实行本土化，这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本土新教领导人的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其中许多人被共产党抓了起来，但他们的追随者构成了今天巨大的新教“家庭教会”运动的基础。不管怎样，中国的新教教会轻装上阵，自学成才的牧师在短短几年内就能搞起教会，并吸引大批会众。
这种自发性的体制建设，在天主教这样更为正式的结构化信仰中是很难实现的。在中国，由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这一点尤甚。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政府成立了爱国运动委员会，控制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和道教这五大宗教团体。这些委员会现在管理着清真寺、寺庙和教堂，任命重要的神职人员，并管理神学院。
对于像新教教徒这样的群体来说，政府控制是一个困扰，但他们在权力上更为分散，因此可以忽略等级制度，灵活地回应需求。简而言之，任何虔诚的信徒都可以组成一个新教教会，并宣称自己是其领袖。
这对天主教徒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共产党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后，政府官员开始任命他们自己的主教。许多天主教徒对于参加政府控制的教会感到不安，一些人就不再去了。还有一些人则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建立起一个天主教地下教会。该教会不承认天主教爱国会的合法性。但即使是这个地下教会，也有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任命需要中国境内的更高层批准。
多年来，“公开”教会与地下教会之间的分歧变得没有那么明显了，尤其是在2007年教皇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牧函之后。教皇在信中实际是在说，地下教会不应该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而且天主教徒可以参加由中国政府认可的教会提供的宗教仪式。
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仍然是有问题的，它阻碍了教会的发展，并经常进入公众视野。例如，在2012年，政府任命马达钦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不过，马主教在晋牧庆典上表示不再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任何职务，这显然是对政府宗教管制的抗议。他被软禁在佘山修院内（今天他基本都是呆在这里），结果导致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神学院之一关闭了一年有余。
在另一个例子中，2014年在北京，一群修生抵制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们发现，一位未经罗马批准而祝圣的主教将主持毕业弥撒。这些修生没有毕业就遭驱逐。加之佘山修院事件，这意味着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失去了两个毕业班的修生。“北京和罗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引发了这些事件，”美国惠特沃思大学(Whitworth University)的中国史教授柯学斌(Anthony Clark)说。“天主教会众确实注意到这些事情。这是令人不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