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是中国共产党最短命的党支部之一，”文章这样形容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不出两个星期便告夭折的党支部。
这个广受舆论关注的“公派留学党支部”由不久前抵达美国的中国官派学者牟兴森主导创建，成员包括同在该校访问的六名中国学者。
“牟兴森并非第一个近年来试图在海外建立党支部的中国学者。很多大学和国有企业都在海外创建党支部，力图加强海外党员的忠诚度，” 《环球时报》星期二（11月28日） 的文章说。
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大学为海外留学生设立党组织并非个别现象。校方和中国媒体对此也不讳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说，西方语系从2009年起就设立了海外党小组， 教导留学生“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目前，该校已在西班牙、葡萄牙、智利、希腊、墨西哥、意大利和荷兰设立了党组织。
2012年，国防科技大学的海外党支部受到中国军媒《解放军报》的赞扬。学校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八个海外党支部，成员包括200名交流学生和访问学者，均为中共党员。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建立在“QQ群”上的海外留学生党支部》为题宣扬了湖南大学留学生运用新媒体手段,“努力增强党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力”。
《环球时报》说，除大学生和学者外，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也为海外党建工作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海外项目承建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那里，”活跃在东南非和中东地区的中国电建集团表示。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誓言，“在‘一带一路’上筑起‘红色堡垒”。 公司说，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白俄罗斯、孟加拉、约旦和科威特等国都已建立了“强有力的海外党组织”。
尽管中共的海外党建工作看来成果不凡，但《环球时报》指出，这其中充满挑战。 比如，在中国，大型建筑工地上悬挂党的标语和模范党员的照片、先进事迹司空见惯；但在外国，由于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这种行为往往被认为太敏感，甚至被完全禁止。 《环球时报》还说，海外建筑项目的繁重工作和人员的高流动性也对党建工作构成额外的挑战。
在上海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一名女子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摆出宣誓姿势 （2012年7月1日）
对于那些输出“镰刀斧头”的”一带一路“企业，异国迥异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法律也是它们不得不面临的困境。
《中直党建》杂志在一篇研究“国企海外党建工作”的文章中以中石油的海外项目为例指出，这些项目所在国“大多数限制政党和社团活动，一般不允许外国公司存在政党组织、结社组团，一些地区限制开展各类党派活动。有的国家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对政党或社团活动也有诸多限制，党组织不便公开活动，党员也不能随意公开身份。海外业务党建工作只能在中方住地等保密情况下开展，党内文件、资料无法及时传递，给开展海外党建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美国乔治敦大学亚洲法律研究教授费能文（James Feinerman）也听闻了近期围绕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党支部而引发的争议。
“我认为这将成为中国未来在海外发展的一个问题。设立党支部的规定有违这些国家的法律，”他对美国之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