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安古洛,见证中国历史转折的西方来客

    身为一名美国外交官和海军军官的女儿,戴安娜·哈钦斯·安古洛(Diana Hutchins Angulo)在海外度过了看上去十分恬静祥和的童年,忙着参加各种国宴、马术课,探访充满异域风情的集市和古迹。直到母亲开始用弹片作为家里的装饰品时,十几岁的戴安娜才逐渐深切意识到,她近距离见证了中国的一场大动荡,由于日后共产主义中国的闭关锁国,这将是一个时常被遗忘的时期。

    成年后的安古洛是纽约上流社会各种场合的常客,但她生命中的前二十年是在北京和上海度过的,当时,她和家人在一个正经历身份认同危机的国度里过着富裕的生活。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国已推翻封建王朝,但尚未落入毛泽东手中。

    亲历过该时期的西方人士渐次凋零,于6月9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去世、享年98岁的安古洛,便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中国对很多人来说仍是相当模糊的概念。

    “我还记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得向朋友和熟人解释,上海既不位于朝鲜半岛,也不是新加波南部的一个热带岛,”她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不起眼的回忆录《北京的太阳与上海的月亮——来自一个逝去时代的影像》(Peking Sun, Shanghai Moon: Images From a Past Era) 中写道。

    这本书配的插图是她父亲、海军上校小查尔斯·托马斯·哈钦斯(Charles Thomas Hutchins Jr.)拍的照片。安古洛于1918年11月22日出生后不久,她父亲便作为一名海军武官被派驻到当时还叫作北平的北京。她的母亲艾琳·玛丽·沃伦·安格林(Eileen Mary Warren Anglin)是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长蒂莫西·安格林(Timothy Anglin)的女儿。

    一家人在1919年抵达北京时,中国仍处于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国转型的过程。尽管城外的局势远远谈不上稳定,但正如安古洛所说,她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一个肾形泳池,一位女家庭教师,以及一场又一场的儿童派对,派对上有“玩杂耍的,吞火的,有木偶剧,偶尔还有俄罗斯跳舞熊”。而在北京城外,军阀正争权夺利,日本人正磨刀霍霍。

    九年后,一次人员调动把一家人带往夏威夷,但两年后他们重返中国,这一次是到上海,她的父亲是驻扎在那里的一艘军舰的指挥官。“比起北平,上海的生活更为疯狂,”她写道,因为那里汇聚着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士。但在安古洛忙于参加舞会、骑马、去高档餐馆之际,局势日渐恶化。日本和中国濒临开战,到1937年,炸弹开始落在黄浦江附近的国际公共租界不远处,令人惶恐不安——安古洛和家人就住在租界里。

    “当轰炸、炮击和战斗在黄浦江两岸上演,置身其中的我们成了报道这一切的无证记者,”安古洛写道,“我们的露台常常落满超现实形状的弹片。我母亲曾用形状较为奇特的弹片来装点那些装饰风烟灰缸。”

    安古洛的父亲于1938年12月因病去世,但母亲不顾日益增加的危险,留在了上海。二战开始后,日本人占领上海,将她关进了一个临时集中营。她于1944年被遣返。

    安古洛则在此前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上海滩的派对并未因轰炸而中断,她在一场派对上遇到了美国中尉詹姆斯·罗克韦尔(James Rockwell)。两人结了婚;1940年,罗克韦尔被调回美国,她也一同前往。洛克威尔于1965年去世;她在1970年改嫁给纽约一家跨国律所的律师曼努埃尔·安古洛(Manuel Angulo)。他已于1996年去世;安古洛夫人身后留有一个女儿——阿利克斯·罗克韦尔·雅各布斯(Alix Rockwell Jacobs),两名孙辈,以及两名重孙辈。

    战后她到过很多地方(其中包括在2005年以87岁高龄重返中国,重访当年的住所),但她生命中的前20年,尤其是在上海度过的时光,总是在她的脑海中清晰地再现。

    “战前的最后几年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她写道。“我们眼看着外国人在上海、中国乃至远东高高在上的地位一点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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