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到习，姥爷墙上的两个伟人

姥爷家的墙上，又贴了一幅新的的习近平画像。在这张色彩过度饱和的伟人像中，习近平和彭丽媛站在蓝天和鲜红的国旗下，向画面外的注视者微笑挥手。画像旁，掉色的老照片和全家福在巨大的领导人前，显得不够气派。逢年过节，墙上换一幅新的伟人画像是姥爷一生中尤为郑重的仪式。然而，他从来没在墙上挂过胡锦涛或江泽民的画像，甚至邓小平的画像也从来不考虑挂上去，他说，中国的贪腐是邓小平引导的市场改革引起的，况且，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毛泽东。“邓小平开的口子太大，”姥爷注视着远处暗灰色的天，用乡音回答我，“他管得不好，口子打开以后，山西的煤矿开始被乱开发乱挖，人们变得贪污腐败。”

姥爷诚挚地怀念着毛时代，毛泽东是我姥爷一生的信仰。他对自己怀念的那个毛时代的感知，在这个时代，仍旧没有被疏远。姥爷对毛时代的眷恋不仅仅因为那意味着他的整个青年时代，他说，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有共享的纯洁的革命理想，而且，大家一样穷。在过去几年里，他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信念被重新点燃了。从2014年开始，姥爷墙上的毛画像变成了习近平的画像。过年时，从卖对联的商店里买几幅习主席的免冠照送给别人，还成为了姥爷的新爱好。我无意与姥爷对政治的解读和解，或是说服他听我的话，但探寻姥爷的精神世界成为了必要。

在姥爷扎根的农村和附近的县城里，习近平的免冠照和他背后深红色的背景，象征着许多城镇老百姓对国家的切实期待，况且党的宣传政策在姥爷他们眼里，无疑是成功的。姥爷同他的许多同龄人称赞习近平扎根农村的历史，姥爷说，习近平能吃苦，做决定时果断，像是一个伟人般铁腕，虽然离毛主席还“差一些”。电视上任何关于十九大的报道，姥爷都饶有兴致地收看，他应该会很支持习近平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和地位。

姥爷1944年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市南部的一个村子，临汾地区曾经因过度开发煤炭，成为了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因为煤炭富起来的人都陆续搬离。前几年开始的煤炭产业亏损让姥爷的村子变得更加奄奄一息。姥爷的村子离习近平年轻时插队的陕西梁家河村只有200多公里的距离，姥爷的村庄和梁家河都是黄土地上的村子，有很相似的秦晋风俗，习近平曾经住过的窑洞和干过的农活让姥爷感到很亲切。

在毛时代，出身贫农、家庭成分好的姥爷在文革时期当上了忠诚的红卫兵。1968年，他成为了一位赤脚医生，他经常骑着一辆有大横梁的黑色二八自行车，背着药包，在村与村之间治病、送药、打预防针。姥爷年轻时住过的窑洞，靠墙的位置放着一大排棕红色的中药柜，几百个抽屉的边角被姥爷干瘦的手常年摩擦，早就斑驳。姥爷那辆被淘汰的黑色二八自行车也倚靠在窑洞的角落，像是一个浑身生锈的退伍老兵。上个暑假，姥爷带我回了农村的窑洞，他从灰尘累累的木箱里找到了自己当年经常放在口袋里的毛语录，用袖口擦干净灰，送给了我。在姥爷波澜不惊的人生里，村里第一个卫生所被他一手组建起来。我的姥姥在1966年入了党，并且很快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妇联主席。这对年轻的组合远近闻名。姥爷的怀旧也大多源自于这段叱咤风云的日子。

现在姥爷在县城里居住，偶尔回村里看看他的枣树和玉米地。虽然姥爷是位农民、从未在体制内工作过，但是他像许多体制内受过教育的干部一样，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有关台湾时政的评论节目《海峡两岸》。他一辈子对台湾充满了好奇，他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是2007年开始在央视八套反复播放的台湾电视剧《意难忘》。姥爷当年把这套500多集冗长的电视剧从头看到尾，《意难忘》的主题曲和《海峡两岸》中“倒扁红衫军运动”中“阿扁下台”的口号，是我小时候在姥爷家度过闷热暑假的记忆。姥爷是一位坚定的毛主义者，然而台湾是他信仰的另一个解答：台湾的统独在某种程度上和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有关联。姥爷似乎在用台湾来拷问，或是坚定自己的理想寄托。他曾经多次充满希望地问我，“习主席会不会把台湾收复回来？”

姥爷对毛和习的崇拜是长年累月收看《新闻联播》和他对生活观察后的结果：他认为山西当地的许多乱象都是贪腐的官员一手造成的，而不是党中央或者是领导人的过错。于是，姥爷笃信习近平的政治铁腕、反腐整风运动、农村扶贫政策能让中国的美好愿景慢慢实现。至于中国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改革不到位或者其他的制度性缺陷，他并不太了解，更勿论把部分责任推到习近平的身上。

姥爷对文革的官方解释也并不买账，他觉得文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暴乱，而全非毛泽东或是“四人帮”的过错。他经常给我讲述文革时参加大串联的遭遇，却绝口不提自己曾参与过哪些批斗、哪些人遭到了迫害。去年暑假之前，我刚刚读完一本关于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屠杀的书，里面血腥的现实，让我对文革十年有了超越象牙塔研讨课之外的理解。姥爷是文革的亲历者，于是我问他，文革的时候死的人多吗。“多了…….”姥爷拖长的尾音意味深长。“都是下面的人乱斗、夺权，为了私利，相互报复，”姥爷给我解释道。“而且我们小地方的红卫兵，不如北京斗得狠……”姥爷似乎在用别人的恶来消解自己的悔意。

姥爷年轻时为数不多的旅行，都归功于文革时期的大串联。混乱的十年文革是很多人的噩梦，但对于二十多岁的姥爷，那是个看世界的机会。他在大串联中，去了山西的省城太原，还去了北京。那是他第一次去中国的首都。就像是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一个因文革去过北京的人一样，姥爷的朝圣之旅给年轻的他裹上了一层光环，但他没能在那次短暂的旅途中见到毛主席，甚至没能去天安门远远望一眼毛主席，于是他把这个愿望暂时搁置了起来。

他第二次去北京是多年之后的2002年，那次还带着当时八岁的我。我的姥爷在北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毛主席纪念堂。那天姥爷特意穿了边缘雪白的新布鞋和洗得干干净净的外套。他带着我在北京八月的酷热下排了几个小时队进入纪念堂，他甚至在排队的时候买了几束献给毛主席的塑料花，我只记得那几束花奇贵，花了将近一百多块钱。

在宽阔阴森的纪念堂里，毛的水晶棺孤零零地放置在中央。姥爷在远处见到毛的遗体后，拿着假花的手开始小幅度颤抖，呼吸有点急促。他语无伦次地把花给我，让我跑过去献给主席。观看毛遗体队伍在不停移动，姥爷的步幅变得没有节奏。队伍里大多数人都很沉默，偶尔有人从队伍里走出来献花。我把姥爷交给我的任务当做一项庄重的探险，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毛的遗体。我走回观看的队伍后，姥爷深凹的眼窝已经变得红肿。姥爷的手在走出纪念堂后也没有停止颤抖。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性格含蓄、不爱表露情绪的姥爷那样被震撼。在那之前，我觉得毛无处不在，他是童谣和课本里的人物，是姥爷让我背的许多诗词的作者。我小学的少先队强制让每个队员每天佩戴红领巾，我有好几次没戴被罚站，我当时以为，毛主席就是制定了这条万恶规则的人。我八岁后的童年时代，毛不再是一个无处不在、让人疑惑和敬畏的符号。他不仅仅是姥爷墙上高高挂起的那张伟人像上的主角，他还是姥爷和他同辈人一生的主角。

姥爷宣称自己是个毛主义者，他能背诵许多毛语录，比如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他是个真正的“不信鬼神”的唯物主义者吗？并不。姥爷一生受到过许多赞誉，很多人说他勤奋，他还是一位出名的孝子。他是独子，不仅赡养了自己的父亲，还照顾了患重病的伯父，直到伯父去世。姥爷一直遵从着中国农村某种古典的、定义模糊的儒家法则。每个清明节，姥爷都会例行烧纸、祭拜祖先、磕头等一大串礼节。他是位坚定的秩序和传统的卫道士，虽然往往他不明白这些秩序和传统背后的逻辑。毛泽东曾敦促姥爷他们那一代人都变成唯物主义者，并且“砸烂一切”，而姥爷和他的很多同辈都悄悄地和中国最传统的“孝道”和“迷信”进行了和解。毛语录没能变成姥爷在生活中的哲学，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虔诚是流于表面的和习惯性的崇拜，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站在那个时代，和许多人一起喊口号，然后，一直执迷到现在。

一次我和一位同龄的作家聊起了姥爷，他说：“我的理解就是，你姥爷身上的‘毛主义’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那个‘毛主义’最为适合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但在这个时代，习近平让姥爷的毛主义与主流的对现实的解读和诠释融合在了一起，他似乎很好地适应了这个时代。然后，他自然而然地把对毛的感情移植到了另一个人身上。”

近几十年来，中国是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的，但是这个变化，同时也让一个怀旧的老毛主义者真诚地觉得，领导很好。毛泽东、习近平，党中央，中国，在姥爷眼里似乎是个混沌的整体。他也认为自己是这个整体的一分子。对他来说，如果你质疑习近平，那其实就间接地否定了中国和他自己，因为他对习近平的认同感很高。况且如果这些评价来源于我，一个一直在国外读书的“外人”，他会不高兴。

然而我从来没有和他争执过，我知道姥爷对我的“洋理论”从不买账。我让自己把那个对我有些偏爱的、勤恳的祖父和那个坚定的毛主义者在我脑海里分离。他对偶像的崇拜，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习近平，都携带着他那个年代特殊的进步主义的精神。他虚荣地认为，那些画像是他和这个时代仍有所连接的宣誓。

姥爷依旧觉得毛时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墙上的习近平的画像在姥爷日复一日的擦拭下，反射着暗淡的光。他跟我说，“现在也是个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