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疲惫地走进这个村庄时，习近平还是一个冷漠、困惑的少年；近50年后，每天都有许多政治朝圣者重温他的足迹。
他们走的那条路行人不断。设计这条路的目的，是为了展示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在这个位于中国贫瘠的西北地区的贫困村庄度过的七年，是如何塑造了他的铁腕风格，以统治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游客们望向习近平参与挖掘的一口井的井底；赞叹习近平修筑的一座把粪肥变成沼气供做饭和照明使用的沼气池；并在一个窑洞外面坐下来聆听鼓舞人心的讲解，习近平曾在这里躲避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混乱。
“第一次到梁家河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导游对一个由官员组成的旅行团说。在毛毛细雨中，官员们听得专心致志。导游和梁家河村精心照管的建筑和物件传递的讯息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已经为日后走上领导岗位做好了准备。
把领导人的故居变成场景，用来宣传其政治的创世神话在中国早有受人崇敬的先例。在60年代，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就是高呼口号的红卫兵的世俗圣地，他们把这位现代中国的创建者视作近乎神一般的人物。
对梁家河的崇拜，远不及毛泽东引发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即便如此，习近平也因为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了崇拜和热情的对象而引人注目。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均没能兜售类似这样在一个光线昏暗、满是跳蚤的窑洞里走向成年的戏剧性故事。
但不仅如此，习近平的故事象征着他想在中国恢复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它是对共产主义的复兴运动和淳朴的、植根于经过美化的中国古代历史的民族主义所做的“红色—棕色”融合。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中产阶级对这种意识形态感到愤怒。但其他人，包括农民和蓝领工人，却对习近平的爱国自豪感和朴素民粹主义呼吁大为认同。
“习的履历完美。他是革命之子，却不是特权之子，”为在华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咨询的策纬(Trivium/China)的政治分析师兼联合创始人罗杰(Trey McArver)说。“习的故事明确表达的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也了解普罗大众。”
这个故事情节，在同样是被毛泽东送去农村的近1800万中国人中引起了很多共鸣。那场大运动旨在让城市年轻人接受在中国人口中占多数的农民的质朴美德再教育，同时也是为了缓和红卫兵的狂热。所谓的知青一代现在掌控着共产党，包括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四个席位。
这一代人说，习近平和他们不仅有着相同的经历，还有着同样的节俭和不屈不挠的价值观。他们说，这些已经在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后长大的年轻人身上消失了。
“没插队的北京人吃苦上就远远不如我们当年那些人，”曾在梁家河附近下放、66岁的夏宝庆说道。“习主席身上当然也有一些相似的特质。他提倡节俭，不浪费，洁身自律。”
梁家河成为热门旅游景点一事，证实了习近平把自己推向中国政坛中心的速度。他准备在本月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巩固自己的权力。在会议召开前夕，党报和一本新书已经在宣传习近平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因为在梁家河度过的岁月而与普通百姓关系密切的官方立场了。
“在苦难中寻找意义永远都会是一个好故事。这就是一个例子，”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研究文革一代的教授杨国斌说。“跟毛泽东一样，习来自人民，因此未来的传奇故事可能也是这个走向。”
但即便有虔敬的官方传记，尚不清楚习在巩固权力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尽管习近平预计会利用这次大会，让更多支持自己的人进入党的高层，但他可能也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尤其是他如果不顾自己的最高盟友、反腐运动负责人王岐山已到通常的退休年龄，而试图将其留任的话。
但中国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位领导人像64岁的习近平这样，把这么多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并且自毛泽东之后，也没有哪位领导人在维护自己的领导权上把个人传记利用到这个程度。
“存在这种巨大转变，他的领导风格也个人主义得多，”牛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蓝梦林(Patricia Thornton)说。
就像韶山之于毛泽东一样，梁家河因为习近平官方传记而变得赫赫有名。1969年初，当刚满15岁的习近平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人一起，被毛泽东送到乡下时，梁家河村的360名村民住在干燥的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靠尘土飞扬的田地糊口度日。根据目前的叙事，习近平在当时穷困的梁家河村表现出了最早的伟人迹象，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梁家河农村插队劳动磨炼学习的经历，是近平思想、觉悟、感情的出发点，”另一名被送去梁家河村劳动的北京学生雷平生在新出版的中文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说道。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这本书得到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
如今，官员向位于北京西南大约380英里（约合600公里）处的梁家河蜂拥而去，其中很多人奉命学习习近平的生平。
《人民日报》报道称，梁家河每天接待大约2500人，其中很多人是花3美元（约合20元人民币）搭乘小巴前往的（在村里的派出所登记后，我才获准在一名小声让村民什么都别说的保安陪同下四处参观）。
游客会看到精心喷绘的中国近代史。有关习近平在这里度过的岁月的宣传，对于当初把习近平和其他知青赶往梁家河这样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之残忍，则语焉不详。习近平要求尊敬毛泽东并禁止历史专家深究可能有损共产党形象的饥饿和迫害等黑暗面。
“这是一种有选择的回忆，事关为革命事业做出集体牺牲的荣耀，”同样曾在毛泽东时代被送去乡下劳动的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教授赵穗生说。
按照习近平自己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不那么谨慎的说法，他在梁家河的经历比这些经过审查的历史版本所描绘的要更加动荡。
他出生于高干家庭，父亲是一名在共产党掌权后跟随毛泽东进京的革命家。但1962年，毛泽东和他父亲反目，并且在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让红卫兵攻击那些他曾经的盟友，习近平的家人成为打击对象，被迫分离。习近平的一个姐姐在这场浩劫中去世，并且可能是自杀。
习近平还否认了官方故事中的部分关键内容。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因为当时还是一名相对无名的省级官员，习近平回忆说自己对去梁家河感到高兴，因为北京更危险。
“去延安的专列上，全部都哭啊，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他说。“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
经过三天的火车、卡车和徒步之旅后，习近平和另外14个年轻人抵达梁家河村，这里的贫穷程度令他们感到震惊。他们还遭遇了成灾的跳蚤，导致身上满是红肿。习近平说，几个月后他还是适应不了，于是回到北京。官方叙事忽略了这一段，没有提及。
他最后又回到梁家河，一直待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获准去北京上大学。根据前述新书，习近平在准备离开梁家河去上大学时说，“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