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正式办理了离校手续，从此告别站了多年的讲台。9月9日教师节前夕，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7月初写好的一篇文章，关于当天他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的心情，那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他被开除了，让他去办手续。谭松曾经多次因从事红色历史调查研究而出事，对自己今年被开除并不感到意外。“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在10月召开十九大的前几个月，中共整肃高校教师之风再起，谭松是继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之后，又一位因言论不当而被解职的大学教师。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西方文化的谭松认为，自己被开除，不仅是因为他在课堂上牵扯到历史与新闻的讲话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如今日益严格的党性原则，更与自己近年对于1950年代川东土改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
谭松1955年出生于重庆，1957年，他的父亲、当时任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谭显殷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代表会上，他说：“这次会缺乏民主。”之后，谭显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东部的一个小县长寿县的长寿湖劳改。当时这里是重庆市的劳改基地，先后接纳了上千名下放干部和上千名出身不好的学生。
谭松1980年代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教书，1990年代先后担任《渝州世界》报主编、《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中华手工》杂志主编。2000年，他在担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时做了一期抗战陪都专辑，全面肯定抗战的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抗战中心和领导者有所不同，这导致了他被迫辞职。
谭松业余时间从事历史研究，先后进行过重庆大轰炸、地主刘文彩等历史事件的调查。从2001年起，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长寿湖右派调查，完成了50万字的《长寿湖》。此书2011年才在美国出版。还未完成时，2002年7月2日，中共当局指控谭松“收集社会黑暗面”，将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关押了32天，此后被取保候审一年。
2003年，谭松开始对川东地区的土改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川东地区指的是原四川东部，也就是如今大重庆地区。1950年底到1952年底，与中国其他地方相似，川东也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新分配和集体化，中国农村结构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造，地主与富农受到严酷的迫害和肉体上的消灭。不过，至今中国官方认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共建政之初的一大功绩，不容置疑。除开官方叙述外，极少有学者触碰这段历史。
谭松认为，官方的叙述是“洗脑”，他的采访录填补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他历经14年，遍访川东土改亲历者，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将川东土改血腥残酷的真相记录下来。但也犯了官方大忌，与他所做的长寿湖右派研究一样，这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
2013年，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演讲，对外公布了部分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关注，同时也让谭松受到学校的约谈。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说《软埋》因触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围攻，而该故事的背景正是谭松采访的川东地区。6月21日，谭松发表文章《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为方方辩护，认为小说中谈及的土改情况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为此，文章特意讲述了一个在土改中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的故事。大约两个星期后，谭松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
为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用邮件和电话采访了谭松。访谈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你这次被校方解聘，与你为方方小说《软埋》辩护有关吗？
答：这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加入这场论战也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一提到我，就说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大量骂我为地主翻案的人士还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的大学怎么会容许这样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几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也给学校惹了很大的麻烦，上次（2013年——编注）没开除我就是万幸了，所以，我被开除是同调查土改有关系的。但是校方一直没有给我一个说法，经反复询问，只说是“正常调整”。
问：根据你的调查，你是怎么看小说中提到的土改？
答：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地主刘文彩庄园所在地——原注）采访，采访了还活着的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问：你为什么会对六七十年前的土改历史感兴趣？它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
答：土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问：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土改调查的？
答：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一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因此，当时我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群情激愤地呼口号。
问：你本人亲自接触过地主吗？
答：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一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一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问：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东土改中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有什么特点？
答：在土改中，有一个政策，叫“关、管、杀”，这是专门针对地主和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关”就是关押——抓进大牢；“管”就是管制，虽然没进监狱，但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等等；“杀”很好理解，就是肉体消灭。除此之外，地主们的财富全部被没收了，土改让他们变得一贫如洗。另外，强大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从此抬不起头来。
当然，各个地区也有一些各自的特点，比如酷刑，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发明了它独特的刑罚。比如四川农村有一种饮酒方式，就是众人双手握着一根竹管在一个酒坛里喝酒，土改时人们就根据这个方式发明了一种刑罚叫“吃咂酒”（又叫“猴儿搬桩”），把人的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桩上，把木桩破开，中间加一个削子往下敲，这样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绳勒断；又如秀山县有一种又硬又尖又长的刺叫“铁棱角”，土改时对地主就大量使用这种刺，叫“滚铁梁角”。
问：2003年，你真正开始调查川东土改。是什么触发你的？
答：那一天，我在川东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我曾经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就是那一刻，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问：调查东川土改跟其他敏感历史问题相比，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困难？
答：一是缺乏线索。虽然我知道就在川东地区，仍然有不少土改的受害者和亲历者，但我很难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土改的当事人不像右派有一个相互有联系的群体，他们主要分散在广阔的农村，而我又是在“取保候审”期间，后来又是被监控的对象，根本不敢公开行动和公开寻找，因此，要获得线索很困难。二是调查土改真相是禁区中的禁区，中共的革命合法性几乎都建立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上，比如“消灭剥削压迫”、“打倒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让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等等。人们只能按官方标准说话，如果要让当事人说真话，他们是非常恐惧的。在我所有的采访中，最恐惧的就是土改。所以，土改的采访几乎都是“隐性采访”——即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聊天的方式获取信息。即便这样，很多人一提到土改，马上就吞吞吐吐甚至闭口不言。（我还经历过被推出门）至于土改中的那些作恶者，更是拒绝采访，比如有一个参与把一个少女轮奸致死的土改民兵，他三次把我们拒之门外。三是还有经济上的困难。我多次下岗，没有收入，土改调查要跑很多地方，费用很大。当然还有信息不准，千辛万苦跑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几乎无功而返。
问：你采访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阶层吗？
答：有一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后代，老地主们大多已经不在人世，经过土改和随后的大饥荒，已经没多少老地主能活下来。再加上我动手晚了和不敢公开寻找，因此，这一百多人中，只有几个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队员、土改民兵、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当年的贫下中农。他们都是土改的亲历者。
问：能不能说几个他们的故事？
答：当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银，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绝路。在川东忠县有一对夫妇叫黎大雪和肖正静，他们是工商业兼地主，在他们所有财产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时，他们只有自杀。这对夫妇是手牵着手一步步走向长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东奉节县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庄园，曾发生过一个烧烤活人的事件。被烧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儿媳妇，土改民兵许定胜（音）向她逼要金银，彭吉珍交不出，这位姓许的民兵就把她脱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当时在场的一位农会干事向贤早把区长叫来，彭吉珍会被当场烤死。我在听向贤早讲这个故事时，头皮一阵阵发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