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国界记者组织(RSF)2017年的新闻自由榜上,叙利亚在180个受评比国家中,列第177名,几乎垫底。
今年才过了2/3,已至少3名职业记者和3名公民记者在叙利亚被杀。
卡利尔(Shiyar Khaleal)本来也可能是其中一员,但他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逃离叙利亚。
他在叙利亚当了6年记者,期间和几个国际人权组织合作,于2013年做了一则关于人权的报导,但公布没多久,他与同事就被安上「恐怖份子」的罪名,锒铛入狱。
牢狱亦是地狱,他见过年轻人和女人在他面前受折磨至死,自己也没少挨虐打,有一次还被迫在电视台摄影机前承认自己有罪。
卡利尔被囚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幸得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团体和民众声援,本来20年的刑期缩短到2年3个月。
出狱后,他除了流亡,看不到其他出路,于是动身离开叙利亚,去年3月抵达巴黎记者之家(MDJ),也就是专门安顿流亡记者的机构。
当前,卡利尔一边学法语,一边与几个以叙利亚为主题的网站合作,偶尔写稿供法国网络媒体采用,同时参与国际团体活动,呼吁叙利亚释放政治犯。
他的稿子以阿拉伯语写成,再由朋友帮忙译成法语。对他来说,眼前唯一的困难就是语言,「我希望学成法语,能在法国媒体工作,这应该不难,我克服过比这更艰辛的障碍」。
事实上,不少流亡记者在法国难以找到媒体工作,只好转入餐饮或销售,但卡利尔的目标只有一个,「我生来就是要当记者,没别的选择」。
问起新闻对他的意义,他在受访过程中一直紧绷的脸,一下笑开了。
他从小以记者为志向,读的也是新闻学院,「我想像不到除了记者还能做什么,新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巴黎记者之家,卡利尔遇到同胞艾德里斯(Sakher Edris),那又是另一个故事。
艾德里斯一岁的时候,父亲和叔叔就因批评政府而入狱,一关就是18年,他成长过程中,也经常受到行政单位刁难。
小时候,他曾疑惑「为什么只有我没有爸爸来接我放学」,当时家人告诉他父亲在外地工作,直到他年纪稍长,才向他吐实,并带他去监狱探望父亲。
一道铁栏,把父子相隔3公尺远,那段距离是他对父亲罕有的记忆之一。家人以为父亲的遭遇能警惕他不要碰政治,但他反而开始看禁书。
艾德里斯后来出国读书,决定当个说真话的记者。他写了一则有关赛德纳亚(Sednaya)监狱的报导,那是他父亲曾被关押的地方,也是以酷刑闻名的监狱。
身为政治犯之子,艾德里斯理应知道忤逆政府的风险,但他还是选择新闻这条路,「也许这正是刺激我想当记者的原因」。
他说,那篇报导引起很大回响,他不能回国,「叙利亚不要我、也不欢迎我」,护照也无法再更新,于是他于2015年向巴黎记者之家求助。
「在叙利亚,新闻是一种罪,言论自由是一种罪,你不能表达自我,甚至不能谈起正在发生的事,你只能谈政府的成就,但根本没有成就可言:杀人不是成就、施压不是成就、贪污也不是成就。」
艾德里斯直言:「这政权把国家当作自家农场,把人民当绵羊、山羊、乳牛,只想从这些牲畜身上榨取奶水和农产,就这样,(人民)什么也不能说。」
在童话故事里,人民看见「国王的新衣」,有口却难言,只有一个孩子大声说出真相:国王其实没有穿衣服。那个孩子,或许有点像极权制度下的记者。
艾德里斯说:「我想要说话,想要追求真相、挖掘事实,想把事情告诉大众;记者不是警察,但又很像警察,一样是努力去发现真相,把正义还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