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enne Flesher
我在夏天休了几个星期的假。我和丈夫以及当时9岁和7岁的儿子打算到我们在新泽西海岸的房子住一阵。母亲问我们度假时想干什么，我告诉她，我们会一起去海滩和附近的游乐场、做饭、在院子里玩耍。
母亲听了说：“哦，这对你来说可算不上假期。我打赌你会迫不及待地想回来上班。当一个母亲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份工作。完全是牺牲！”
“真的吗？”我能回答的只有这个。
我期待和儿子们一起度过不受打扰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海边待几天，在海滨人行道上散步，坐过山车时他们会高兴地尖叫——我和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就坐过那个过山车，后来又和他们一起坐过，直到它被桑迪飓风卷进了大西洋。我们可以玩碰碰车，坐老式的旋转木马，一直等到我的小儿子最喜欢的那匹宝蓝的“弗雷迪”有空位才坐上去。有些日子肯定会以筋疲力尽的眼泪告终，但是就算在最糟糕的日子里，眼泪也不会压倒喜悦。
母亲只是试图同情我作为职场妈妈的生活，但她带着自满宣称做母亲的本质就是牺牲，这话很令人厌烦。我从不相信做母亲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也不相信它完全是牺牲。不过，责怪她是不公平的，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她只是在鹦鹉学舌。恼火的感觉一旦消失，我心中便清晰起来，开始理解这些比喻是如何令母亲和女性进一步失去力量的。
把做母亲视为牺牲的主张，是与一种被视为荣耀的感觉捆绑在一起的。一个女人被认为应当牺牲自己的时间、抱负和自我意识，以达到更高的、比自己的个人身份更有价值的目的。这为她的价值带来一种真空，会由其他东西涌进去填补。
当一个女人怀孕时，她似乎成了一种公共财产。也许因为孕育孩子是在确保物种的延续，它通常被优先考虑为从属于更大的社会契约。这种逻辑不仅令人们试图为女性的身体做出法律规定，而且发生在较小的日常姿态中，从而跨越了界线。许多朋友都说过怀孕期间被陌生人触碰的故事，好像怀孕把一个女人的身体变成了盛放东西的容器。
30多年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女仆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提出了一个将女性作为牺牲品的警示。在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中，女性根据男性为她们所决定的用途进行分组：也就是，有的女人因为外貌被男人娶为妻子，她们不负责生育；而负责生育的“女仆”为了生殖而定期遭到强奸。一个男性人物宣称，女人必须“沉默而服从地学习”，并且“她将通过生育获得拯救”。在这种情况下，做母亲这一行为因为掌权者的利益而遭到颠覆，她们之所以忍受，是因为做母亲这个概念就意味着牺牲。
当我们坚持做母亲就意味着牺牲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真正牺牲的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好像这是为了要孩子而付出的代价。
做母亲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特权——是一种我们许多人出于自私而选择的行为。在其最原始的意义上，生殖确保了我们的基因能够在下一代身上生存。你可以将这种自私称为生物本能的必需。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把一个由我们制造的生物带入世界时，我们会保护和爱这个人，竭尽所能帮助他的发育和成长，由此便产生出一个问题，这怎么可能是无私的？无私意味着整件事对我们来说没有切身利益。而做了母亲，我们便会投入一切。
通过将做母亲重建为一种特权，我们把力量重新还给母亲，赋予她力量，赞美她的自主权，而不是赞美她的牺牲。当然，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出于财务或个人原因，有很多母亲宁愿选择不当母亲。然而，通过承认我们的母亲角色，以及拒绝被授予“牺牲者”这一虚假荣誉，我们更多是在为所有女性赋予力量。
根据我的经验，在女人们之间谈话的时候，我们的矛盾或沮丧很少涉及我们身为母亲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不会时时令我们抓狂。）相反，话题往往转向如何管理我们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其中也包括会令我们抓狂的孩子），处理好我们的伴侣、事业和其他责任。尽管许多女人从母亲身份当中得到了最深刻的满足，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们的抱负，不能阻止她们上前一步，向外一步或是侧身走一步。
说做母亲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完全不得要领，因为生孩子和养孩子不是“工作”。没人会否认，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疲倦、恐惧和枯燥。养育家庭是艰难的，但我们生活中其他每一个有意义的部分都是如此。
养育孩子是工作的言论，肯定是源于看护者和家务操持者希望别人认可自己履行了一个重要角色。养孩子显然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如此——但那并不能让它成为一份工作。在工作中，雇主为雇员同意完成的服务付费。员工需要向上司汇报。而在做父母这件事上，我们的上司是谁呢？
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支持——带薪育儿假、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公费日托所。但是，文化的变迁必须伴之以政策的支持。毕竟，牺牲者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公共服务。
人们很少像议论母亲那样议论父亲。文化上允许男性既有孩子又有职业身份，不必在两者之间选择。这些暗含的偏见很深。
它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丈夫曾抱怨她去和朋友们共进晚餐，而自己不得不给孩子们“当保姆”。有哪位母亲曾说过自己照顾孩子是“当保姆”呢？情况在变，但阴险的推论依然存在。
而且，研究表明，由于“女性”和“家庭”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这些偏见也正被人工智能所采纳，这非常可怕。称当母亲是一个女人的“工作”只会导致女性被要求守本分。在外面工作的母亲的优先考虑事项经常受到质疑。好像女性必须在事业心（或者只是挣一份谋生的薪水）和家庭之间选择。
如果我们开始如实地将做母亲视为美丽而麻烦的特权，将照顾孩子视为最有爱心而又自私的事，那么也许我们能够改变我母亲使用的那种偏见言语。只有当我们停止将做母亲视为一种牺牲，我们才能开始以恰当的方式谈论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