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h Uong/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中国政府持续发展无人机，美国科技巨头高通(Qualcomm)正在伸出援手。在人工智能、移动技术和超级计算机领域也一样。高通还支持中国发展大型跨国品牌的“走出去”策略，大力帮助华为等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
高通正在为北京打造自己的科技超级巨头这个总体规划提供资金、专业技术和工程制造方面的帮助。
大型美国企业极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害怕被竞争对手占了上风。但它们在中国几乎别无选择。对此，华盛顿正在警惕地观察着。
为了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公司被迫转让技术、成立合资企业、下调价格和援助中国本土企业。这些行动构成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宏伟计划的基础。该计划意在确保中国的企业、军队和政府主导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核心技术领域。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随着对北京的工业政策的担忧不断加剧，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可能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情况展开广泛调查。国会也在考虑一些方法，通过收紧规章制度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能力，以防止美国的资产被买走，并限制技术转让。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其国家安全需求一致。民众担心的是，美国企业与中国合作的行为，可能是在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并交出美国的军事、太空和国防计划所仰仗的关键技术。
超微(Advanced Micro Devices)和慧与(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正与中国公司合作研发服务器芯片，打造其自身产品的竞品。英特尔(Intel)正和中国人携手研制高端手机芯片，与高通展开竞争。IBM已同意转移重要技术，将让中国有能力涉足基于大型机的银行业务，其利润十分丰厚。
“华盛顿方面颇为担忧，”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分析师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表示。“国防、情报机构及其他人等都担心，先进的芯片制造能力正转移到中国。”
高通和因特尔均拒绝置评。
高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身为全球领先的手机芯片制造商的高通，曾触怒过中国政府——因存在反竞争行为，它于2015年被罚款9.75亿美元，金额之大可谓史无前例。为了重新博得北京的好感，该公司同意在中国降价，答应将更多高端制造业务交给中国合作伙伴，还承诺帮助中国进行技术能力升级。
透过中国西南地区一栋低矮的办公楼，可以管窥高通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以及美国科技巨头面临的复杂情况。楼内，一群工程师正在研发前沿微型芯片产品，以期与英特尔的最佳产品一决高下。这些芯片将帮助武装一个有可能让中国的计算能力得到强化的大型数据及云中心。现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经由采购获得用于手机、计算机和汽车的芯片，而是想要设计和生产这类驱动着很大一部分数字世界的“大脑”。
中国政府与高通共同成立了初创企业华芯通半导体。中方为其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持。高通则提供了技术和1.4亿美元的启动资金。
“高通需要权衡兼顾，”在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当老师的史兆威(Willy Shih)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个人计算机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世界上的大多数智能手机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必须周旋其中。这是无可更改的现实。”
高通很早就进入了中国。
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经济起飞之际，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敦促中国领导人向美国科技公司开放市场。
克林顿政府的成员，其中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商务部长威廉·M·戴利(William M. Daley)，奉命前往北京敲定细节。他们曾点名为一家公司争取机会，那就是高通。
“当时，高通在美国是独一份，”巴尔舍夫斯基说。
“我和戴利对中国人步步紧逼，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无线技术标准”，她继续说道，“那就是高通。”
那时候，手机在全球范围的使用率开始快速增长，主要是以名为GSM（全球移动通讯系统）的欧洲无线标准为依托。高通则握有一种与之相竞争的美国标准，名为CDMA（码分多址）。
高通创始人之一厄文·M·雅各布(Irwin M. Jacobs)身先士卒地在华盛顿和北京大力游说，宣传CDMA技术推动无线通讯市场转型的潜力。
“我们知道中国市场会很重要，他们当时没有自己的系统，”高通前高管佩里·拉夫吉(Perry LaForge)说。“我们还告诉他们，该系统将让他们有机会制造自己的手机，一改只能从其他国家采购手机的局面。”
高通于90年代末首次进入中国的时候，进展相当缓慢。该公司费尽周折地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去生产与其网络相容的手机。中国也在研制自己的无线标准。
高通最终胜出，帮助制定了下一代手机技术——3G和4G服务的标准。由欧洲电信运营商倡导的标准迅速失去影响力。由中国自行打造的技术也面临重重困难。
到2013年，全世界几乎每一部无线设备不是要依赖高通的芯片，就是要仰仗它的专利，这足以让它的利润丰厚程度居于科技行业前列。
随着高通的掌控力日益上升，苹果(Apple)、三星(Samsung)等全球性品牌开始就“歧视性”定价和高昂的专利使用费向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投诉。在中国，一个由该国主要手机生产商组成的行业组织曾抱怨专利持有者收取“过高的许可费”。
“现如今，一部智能手机涉及约25万项专利，”总部位于檀香山的研究和教育组织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迪埃特尔·恩斯特(Dieter Ernst)说。“中国智能手机生厂商需要和高通等拥有关键专利的公司达成许可协议。”
“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担心，”他继续说道。“这些费用会让中国公司受到钳制。”
突击搜查始于2013年11月末的一个黎明。调查人员来到高通在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场所，对员工进行讯问，还拿走了一些笔记本电脑和文件。
突袭发生之际，这家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在纽约的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 Hotel)参加一个投资人大会。高管们原本打算谈谈公司的战略，结果却忙于应付从中国疯狂打来的电话。
高通的中国业务遇到了麻烦，而其全球总收入有一半以上源自这部分业务。
一周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监管机构之一国家发改委宣布，正就高通是否在手机芯片的销售方面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展开调查。“高通控制了很大一部分中国芯片市场，”高通中国区前高管雷鸣(Louie Ming)说。“当年就很明显，他们最终会遇到反垄断问题。”
据一名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在高通同意全力配合调查之际，它的一些高管转而求助于奥马巴政府，敦促白宫向中国高级领导人提及这一问题。
高通的麻烦事并非局限于中国。该公司还受到了欧盟和韩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密切关注。
中国没有退让。国家发改委的负责人给高通贴上了垄断的标签。
在调查持续了15个月之后，2015年2月，高通就其遭到的指控——不当抬高芯片和专利价格——与中国当局达成和解。该公司同意支付9.75亿美元的罚款，相当于它在中国的年收入的8%，还答应降低其芯片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和解方案扫除了笼罩在我们的中国业务周围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在会用全部精力和资源来支持我们在中国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该公司时任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Steve Mollenkopf)当时表示。
高通随后成为中国政府的合作者。
于是有了总额达1.5亿美元、用于帮助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基金；有了与华为、腾讯等中国企业共同设立的新研究和设计设施；有了和北京企业中科创达在研制无人机、虚拟现实眼镜以及联网设备方面的合作。
高通还在帮助中国政府研发超级计算机，美国政府一向并不鼓励美国公司支持这种技术在海外的发展。今年5月，高通同意与其他国有企业一起创办一家合资公司，设计和销售大众市场智能手机芯片。此外，为了帮助提升中国芯片制造业的竞争力，高通承诺把更多长期交由台湾及韩国外部承包商负责的高端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
“这是中国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好的地方，”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会长罗布·D·阿特金森(Rob D Atkinson)说。该基金会是一个聚焦于科技政策的智库，其开展的一些研究就中国政府向科技公司施加的压力做了详细的描述。
“他们有大胡萝卜和大棒，”他说。“他们还有任何首席执行官都无法轻易放弃的市场。”
高通最大的一项新事业正在中国西南省份贵州成形。决心跃入高科技领域的中国，把该省省会贵阳的一大片土地划为一个汇聚超级计算、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业务的新产业园的所在地。中国的大型国有电信运营商，以及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擘正在入驻。该地区可以提供成本较低的能源和充足的水源，这些对于服务器农场的冷却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年前，高通和贵州省政府共同创办了一家合资企业，并承诺投入约1.4亿美元，以换取该企业的少数股权。高通说它就此项交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批准。
高通的这家新合资企业名为华芯通半导体，于2016年在前述产业园开始动工，目前在一个面积为4.6万平方英尺的设计工程中心内运营着。当该公司发布首批服务器芯片，帮助高通和贵州省政府开辟新天地的时候，这种合作关系将经受重大考验。贵州省政府将掌控这些芯片，并拿走大部分利润。
今年3月末，高通总裁德里克·K·阿伯利(Derek K. Aberle)曾飞赴贵州，会见当地政府领导人陈敏尔，后者位高权重，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心腹。坐在一个政府会客厅内的阿伯利，在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前边承诺，会和中国政府“继续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