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罹患极为凶险的肝癌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海外一股震惊、同情、悲愤、示威的声浪。西方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欧洲议会和美国也罕见的一致表达关切。但不管如何，刘晓波的悲剧人生即将以这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幕。
刘晓波”不合历史时宜”的一生
刘晓波一生有三个关键点。一是1989年学潮即将进入尾声时，他却”不合时宜”从国外返回北京投身其中。当然这并未能对学潮产生多大影响，但由于他和执行戒严的军队谈判，避免了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也使得清场和平进行。我们虽然无法说假如没有刘晓波是否就一定会有其他结果，但历史事实是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流的血更少。哪怕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会意识到刘晓波独特的贡献。
1989年刘晓波的表现有两个特点：”不合时宜”与（温和）理性谈判。这一直体现在随后的两大关键点。
二是2008年发起零八宪章。2008年年底，恰逢西方经济危机达到顶峰，全球经济体系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各西方主要国家也都不得不把中国视为抵御危机的最重要力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西方价值观正当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和质疑、”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成为流行语时，刘晓波反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榜样发起零八宪章。这确实匪夷所思。这好比当苏联解体时，有人却号召要向苏联学习一样。所以不出意外的，这场运动根本没有起到推动者想达到的效果。空前的西方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对零八宪章的某种否定，有求于中国的西方也无法再实质性的支持刘晓波。不过假如他早一年这样做，结果将会有很大不同。”不合时宜”的特点再度体现。尽管一年后刘晓波被重判11年，他仍然发表了《我没有敌人》的演说。其温和理性的特质也同样显现。
当然刘晓波也并非一无所获，判刑后，他被授与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授与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哪么2008年经济危机后，又授与了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总之给人的感觉中国出事也好，西方出事也好，最后诺贝尔和平奖就要给一位中国异见人士。说这个奖没有政治性，一切只不过是巧合，恐怕难以服众。
值的一提的是，当刘晓波获得提名时，他的对手（中共）和盟友（海外民运）极其罕见的联手反对。一些异议人士更是向诺贝尔委员会联名上书进行阻挠。刘晓波能让他的对手和盟友都一起反对他，显示他选择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和孤独，这恐怕也算是一种不合时宜吧。
三是他的人生最终章。假如他患病早一年，哪时的英国还没有退欧，美国也还没有选出特朗普，欧盟依然还能团结。整个西方是很自然的有意愿有能力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但现在退欧后的英国自顾不暇，在欧盟坚决不让步的情况下，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欧盟则由于英国的退出而实力大损，并不得不全面防范可能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得和中国联手应对来自美国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上的挑战。至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对人权毫无兴趣，而且由于退出TPP、禁穆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行为已经令自己四面楚歌。此时刘晓波患病，西方的表态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英国甚至连形式都没有。
可以说，这场病来的也是如此的”不合时宜”。不过即使面临生命的最后关头，刘晓波仍然表现出一如继往的温和。
显然，刘晓波的人生悲剧有其人个因素。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他都晚了一步。不管是主观上的选择还是客观上的突然发病。
中国的崛起是另一要因
我曾和海外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民运人士交谈过，他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海外民运从盛到衰的转折点。这一见解确实非常深刻。中国由此开始的长期高速崛起，令海外民运失去了历史着力点，失去了介入中国历史的能力，没有了舞台，他们自然也开始被边缘化。同时也迫使西方不得不对中国一而再的全方面让步，这自然也包括人权话题。甚至人权沦为西方拿来和中国做交易谋求自己利益的筹码。
我曾也说过，不管中国崛起是历史逆流还是顺流，但毕竟是一个流，任何个人在这个流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选择对抗，其结果必然是粉身碎骨。正是这个长期持续的历史潮流中，一代代民运凋零，历史舞台对他们就此关上大门。刘晓波的悲剧也是一样。在中国巨大的成功面前，他的诉求和理念是如此的苍白，难以赢得中国主流社会的共鸣，他（们）也没有机会来实践其理想，成为不被理解的历史过客。可以说，哪种1989年自由派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他们时代已经消失了。哪怕这个时期只是30年，40年，但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悲剧已是必然的结局。
西方的失灵与衰败
应该说导致刘晓波悲剧的最大原因还是西方。刘晓波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信奉者、追求者、鼓吹者，但西方冷战后的表现却一而再的对他进行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两场反恐战争令美国由盛转衰，2008年经济危机令西方的合法性、正当性遭受严重削弱。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在西方有选择的介入下变成一场又一场灾难，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在欧美全面崛起。同时由于种族结构问题，西方也正面临文明的终结。
可以说刘晓波所信奉的东西正在崩塌。这对他的打击之严重可想而知。虽然他的病有家族遗传史，他本人也长期患有肝病，但只要他的信仰有着坚实的基础，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话，是不会恶化的这么快的。对于刘晓波这样的人，个人、家庭利益的损益对他的影响并不是第一位的，精神的打击才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肉体之死并不是终结，精神和理念之死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西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刘晓波死了他也能含笑九泉。但现在则恰恰相反。
可以说，今天刘晓波的人生悲剧，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中国以自己独创模式成功崛起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西方陷入困境难已自拔给了他以最致命的打击。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消除了他当下的舞台，但西方的困境则令其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正如历史所一再揭示的，悲剧不会仅仅是个人的，它往往是时代悲剧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