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 Chu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亚当·克雷珀塞在他首尔的家附近。至少有6名被领养者因为养父母无法为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而遭驱逐回到韩国，他是其中之一。
韩国首尔——菲利普·克莱(Phillip Clay)8岁时被费城的一个美国家庭领养。
在29年后的2012年，经历了数次被捕以及同药物上瘾的斗争后，他被遣返回出生国韩国。他不会说当地语言，谁也不认识，躁郁症、酗酒和滥用药物等精神问题也没有得到适当治疗。
Song Pil-heung
菲利普·克莱（右）和一名女性社工在首尔汉江的一处公园中。该社工曾在克莱2014年住过的地方工作。
Simone Huits
丧礼上的克莱的照片。他在42岁时自公寓楼跳下，结束了他的生命。
Jean Chu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蒙特·海恩斯的工作是做酒保。“当时，我身上只有20美元，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蒙特·海恩斯(Monte Haines)回想起2009年被遣返后抵达首尔海关机场时的情形。三十多年前，他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
5月21日，克莱从首尔北部一个公寓楼的14层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42岁。
对国际被领养者权利的支持者来说，他的自杀让人沉痛地想起那些从未获得美国公民身分的海外被领养者，这是美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据倡导团体被领养者权利运动(Adoptee Rights Campaign)估计，美国有3.5万成年被领养者没有公民身分——在2000年之前，公民身份不是在领养过程中自动授予的。
像克莱这样的人据信有几十个，他们被美国家庭合法收养，成年后因遭判刑，已被遣返或即将被遣返回数十年前离开的出生国。有些人在被下令离开时，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是美国公民。
来自越南、泰国和巴西等其他国家的被领养者也面临遣返问题。但是，韩国曾是海外领养儿童的主要来源，有大量儿童被美国家庭领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韩国被领养者成为最明显的例子，它也反映出被遣返者再次在一个陌生文化中生活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次，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协助。
很多人无家可归，经常露宿街头。在韩国，有一名被遣返者因为用玩具枪抢银行而服刑。还有一个和克莱一样，患有精神疾病，因人身攻击两次被起诉。
“对他们来说，被遣返就像是被判死刑，”政府运营的韩国领养服务中心(Korea Adoption Services)首席顾问海伦·高(Hellen Ko)说。她是负责监管克莱的社工。“他们曾经艰难地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返回这里生活更加艰难。”
“当时，我身上只有20美元，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蒙特·海恩斯(Monte Haines)回想2009年被遣返后抵达首尔海关机场时的情形。三十多年前，他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没有可以交谈的人。”
据被领养者权利运动称，从1940年代起，美国从海外收养了逾35万名儿童。按照美国当时的规定，父母需要为这些孩子申请公民身份。
但是有些父母并不知道，完成领养手续后，那些孩子并不能自动变成美国公民。还有些被领养者表示，他们的养父母因为申请公民身份所需的费用和文件而放弃了，也有些父母是实质上抛弃了他们。
2000年，国会通过了《儿童公民法》(Child Citizenship Act)，将公民身份自动授予美国公民所领养的儿童。但这一法律没有追溯效力，已经在法律上成为成年人的被领养者无法从中受益。
“我小时候，并没有要求被送到美国。也没有要求学习英语。也没有要求成为文明的美国人，”亚当·克雷珀塞(Adam Crapser)说。去年，41岁的他被遣返回韩国，之前他在美国生活了38年。“现在，我被迫返回韩国，失去了自己在美国的家庭。”
克雷珀塞在美国有妻子和三个女儿。他曾被第一对养父母抛弃，遭到第二个领养家庭虐待。这些年来，他有很多犯罪记录，包括因入室行窃而被判刑。
但是近些年，他开始扭转自己的人生。2012年，他申请绿卡。结果引发了背景核查，导致了让他的生活彻底倾覆的遣返程序。
“他们一直等到我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说。“一直等到我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
克雷珀塞在美国生活时从未出过国。他说，到达首尔郊外的仁川机场时，他“连标识牌都看不懂”。他说，周围的韩国面孔和语言让他“完全不知所措”。
被遣返后，他与在美国的妻子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他已经15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们了。他住在首尔的一个小开间里，四处奔波。他说，他努力让自己忙起来，以对抗抑郁，他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
“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因为我这么大年纪才返回这里，”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