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红色资本

 中国企业集团海航如今因买下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控股权或收购美国最大电子设备批发商英迈(Ingram Micro)引起国际关注,然而在此之前,它在香港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商业巨擘,其咄咄逼人的投资有可能给这座城市带来剧变。

事实上,自从1997年香港被英国交还给中国以来,香港市民目睹北京越来越多地介入香港的政治事务,海航之类大陆企业在这里的活动,在他们看来就像一个不详的征兆:另一只靴子,经济的靴子,即将落下。

海航起初是一家小型地区性航空公司,于1990年代在中国最腐败的省份之一海南成立。自那以后,它成长为一家“财富500强”企业,拿下了香港的一些大型住宅开发项目,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斩获。过去半年间,它在政府土地拍卖中的中标价比2014年的市价高出大约一倍。海航或许为香港房地产支付了过高的价钱,又或许没有,但推高价格是一定的。

这类财大气粗的大陆企业正让香港本地的地产大亨遭遇挑战,后者随着英国殖民贸易公司在临近交接时丢掉阵地而主导了香港经济。在香港,本地的这些大亨很多年来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人物。现在他们面临着一项生存威胁。

香港财团嘉华集团主席吕志和说,面对来自大陆的投资者——其中很多都得到能量巨大的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支持——香港开发商几乎没有什么机会。

中国开发商在香港买下的土地占这座城市土地成交总量的比重,已经从2009年的不足6%,增至2016年的30%,今年截至目前是50%。相比之下,本地七家最大的开发商在公开拍卖中拿下的住宅用地份额一直稳步下降:从2012年的45%,降至2014年的28%和2016年的22%。

房地产市场并非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香港的股票市场。去年,香港两家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当中,有半数以上来自大陆。其市值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63%,其股票日均交易量占整个市场日均交易总量的71%。

这是经济领域的情况。但对中国人而言,经济永远都是和政治挂钩的。

前立法会议员、亲商界党派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自身也是一名商业大亨,他在今年四月的一个政治论坛上摇着头说道:“中资在港天价买地,已令本地不少财团没有空间。未来中资企业会渗入市民的多个生活环节。”

“当一个国家可以控制我们一个地区的主要经济命脉,我相信市民想见到的民主、好的生活方式,就难搞好多,”他还说。

诚如斯言。据路透社报道,在去年秋天的本地立法会选举中,中国银行以及进出口巨头华润等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曾向其在香港的雇员施压,让他们投票给亲北京的候选人。

有时被称为红色资本的来自大陆的资金,或许也会起到压制香港的公民社会或社团活动的作用。一个例子是:至少从2014年开始,从大陆获得各种支持的财产保险公司,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保费,和香港一些私人住宅楼的业主委员会签订了合同。有政治活动人士告诉我,他们怀疑已经有人向这些业主委员会施压,令其不准亲民主倡导人士在其管理的建筑场所拉票。

中国在台湾也采取了这种策略。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从2011年开始花钱在台湾南部的渔村收买人心——那是一个向来支持台独的地区——和渔民签订预购合同,以远远高出当地市价的价格收购其捕捞到的所有虱目鱼。如果北京可以在台湾这么做,那么在已经正式处于其间接控制之下的香港,做起来就更方便了。

尽管如此,一些香港人应该是会发起抵抗的。2014年的亲民主抗议活动“雨伞运动”或许没能让北京作出任何民主方面的让步,但却催生出了希望为香港争取更多自治权的新一代年轻人。

原本与政治无甚关联的一些角落或许也有了反应。香港的一线流行歌手何韵诗被其演出推广公司解约——似乎是因为她曾支持雨伞运动——许多本地企业帮她募集到了演出所需的场地费。这是在捍卫一个人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从大陆涌入的资金已经影响到所有香港人,单是推高房地产价格这一项就已足够,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楼市之一。

现在,香港的某些举足轻重的房地产大亨或许也觉得,他们必须在自己的主场抵御红色资本,捍卫自己的利益。其中一些大亨在中国做着生意,或者和中国有生意往来,但随着香港的普通人日益感受到压力,这些大亨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或许有更多理由去保护本地核心企业不受陆资的冲击。

香港已经出台了限制大陆人移民香港的条例,以及禁止非永久居民拥有电视台等特定关键企业的法律。如果此类法规被认为符合“一国两制”这一主宰香港和大陆之间关系的政策,那么对红色资本的某些限制也会是可接受的。

根据作为香港小宪法的《基本法》,外国资本可以自由出入这座城市。但其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不得监管使用外国资本购买本地资产之举。此类条文阙如,或许为香港人构筑了一道最佳防线,可以抵御来自北方的持续不断的冲击。

练乙铮是香港和亚洲事务的评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