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种方式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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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曾经将现代西方社会比作一台稳定的自行车,它的车轮依靠经济增长而不断转动。如果这种向前推动的力量变慢或停止,我们的社会支柱——民主、个人自由、社会宽容等等——就会摇摇欲坠。我们的世界将变的越来越丑恶,人们会争夺有限的资源,并拒绝小团体外的任何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车轮重新开始转动,我们的社会最终将面临全面崩溃。

    这种崩溃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不论是哪个文明,不论它多么伟大,都存在导致其终结的弱点。不管现在情况如何,情况总是会发生变化。先排除物种灭绝事件,如小行星撞击地球,核冬天或致命的流行病,历史告诉我们,通常有许多因素会导致社会崩溃。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并不奇怪,人类目前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和不确定的道路上,但我们离无法回头的地步还有多远?

    虽然无法确凿的预测未来,但是数学、科学和历史可以提供关于西方社会长期前景的暗示。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系统科学家萨法·莫帖夏瑞(Safa Motesharrei)使用计算机模型更深入地了解可能带来当地或全球可持续发展或导致崩溃的机制。根据莫帖夏瑞及其同事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存在两个重要因素:生态压力和经济分层。生态原因可能会导致毁灭是一种广受理解和认可的说法,特别是在诸如地下水、土壤、渔业和森林等自然资源枯竭的情况下。而气候变化又使得该问题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经济分层因素可能导致社会崩溃,该发现让莫帖夏瑞及其同事感到有点吃惊。假想的情况是,精英阶层囤积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将社会推向不稳定,最终导致社会崩溃。人数上占大多数的普通人,通过劳动支持精英阶层,但分配给他们的资源极少。最终,劳动人口崩溃,原因是分配给他们的财富不足。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的缺乏,这会导致精英阶层崩溃。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已经说明了这种阶层分化。例如,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口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几乎与90%的底层人口的总和相当。类似的一个情况是,世界上约一半的人口每天依靠不到3美元生存。

    这两种假想情况的模型都定义了承载能力——在给定环境资源下,能够长期维持的总人口的水平。如果超出承载能力过多,崩溃就不可避免了。不过,这种命运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做出理性的选择来减少不平等、人口爆发性增长、自然资源的消耗速以及和污染速率——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崩溃,并稳定在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莫帖夏瑞说,”但是这些决定不能一直等下去。”

    不幸的是,有些专家认为这种艰难的决定超过了我们的政治水平和心理能力。BI挪威商学院(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气候战略荣誉教授、《2052年:预测全球未来四十年》(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一书的作者乔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表示:”本世纪世界不会着手解决气候问题,仅仅是因为在短期内解决问题比不作为的成本更高。气候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糟,因为我们将无法履行我们在《巴黎协定》以及其他场合承诺的事情。”

    虽然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将首当其冲。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做起了矿井中的金丝雀。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最终会直面其他较富裕的国家。例如,叙利亚一度享有极高的生育率,这导致人口迅速增长。不过,叙利亚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后期遭遇了严重的干旱——人为的气候变化很可能雪上加霜——同时还出现了地下水短缺的问题,导致农业减产。这场危机导致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失业,不满并陷入绝望。许多人涌入城市中心,压垮了有限的资源和服务能力。原先就存在的种族紧张局势升级,成为暴力和冲突的温床。除此之外,管理也存在严重问题,包括在干旱期间取消水资源补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该国在2011年开始内战,并走向奔溃。

    叙利亚的情况——与历史上许多其他的社会崩溃事件一样——不仅仅是一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位于加拿大滑铁卢的巴尔西利国际关系学院(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全球系统主席、The Upside of Down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荷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说。他将这些综合力量称为构造压力,因为它是悄悄积累,然后突然爆发,导致原本稳定社会的机制奔溃。

    除了叙利亚的例子以外,另外有一个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进入危险区域,荷马-迪克森说,专家们称之为非线性事件的发生或世界秩序突然出现的变化,例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伊斯兰国( ISIS),英国脱欧或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

    过去也可以提示未来的发展方向。以罗马帝国的兴衰为例。到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人已经遍布地中海,疆域远至海路最容易到达的地方。他们本应该就此止步。但因为一切进展太过顺利,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通过陆路开拓领土。海上运输成本较低,但是陆路运输既缓慢,又昂贵。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过度扩张,耗尽财富。虽然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保持稳定,但是在公元3世纪,过度扩张开始产生反作用,同时罗马还受到内战和入侵的影响。罗马帝国试图维持其核心领地,甚至当军队预算和通货膨胀率攀升时,政府还让银币贬值,以支撑其高昂的开支。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崩溃始于公元410年,当时西哥特人洗劫了帝国的首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螺旋式衰落,这一戏剧性事件就不可能发生。

    据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环境与社会教授、《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坦特(Joseph Tainter)的看法,罗马衰亡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复杂性要付出代价。根据热力学法则,维持任何处于复杂而有序状态的系统都需要能量——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的新事物越来越多——军队的规模翻倍,一支骑兵部队,细分的省份每个都需要一套官僚机构、法院和防御力量——而这只是为了保持现状,不要倒退。最终,它无法继续能够支撑那些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导致帝国衰落的不是战争,而是财政困难。

    到目前为止,现代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类似的崩溃诱发因素,主要依靠的是化石燃料和工业技术——2008年水力压裂技术的问世刚好及时遏制了油价的上涨。但是,坦特认为事情不会总是这样。”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要在曼哈顿周围建造一圈海堤,目的只是防止风暴和不断升高的潮汐。”他说。最终,把投资于复杂性作为解决问题的战略会到达回报递减的地步,这会导致财政困难,出现崩溃的危险。他说:”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方式来为复杂性买单,正如我们祖先的社会越来越依靠化石燃料一样。”

    荷马-迪克森预测西方社会将发生和罗马类似的情况,在崩溃之前会将人和资源撤回核心的本土。随着越来越多较为贫穷国家在冲突和自然灾害中四分五裂,巨大的移民潮将逃离这些衰败的地区,前往较稳定的国家寻求庇护。西方社会将采取应对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费数十亿美元筑起墙壁,设立边防巡逻无人机和边防部队;加强安保,管理入境人员和物品;政府变得更加专制,采用民粹主义的治理方式。荷马-迪克森说:”这简直就是一种免疫反应,国家会努力反抗外界的压力,维持国家的疆界。”

    同时,那些已经十分脆弱的西方国家还会面临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会导致社会内部的进一步不稳定。”到2050年,美国和英国社会将分化为两种阶级,少数精英生活美好,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兰德斯说,”社会平等将消失。”

    荷马-迪克森说,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其他地方,人们越是感到不满和害怕,就会越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团体认同——不论是宗教,种族还是民族。拒斥将会广泛存在,包括否认社会将会崩溃的未来,以及拒绝承认基于证据的事实。如果人们还能够承认存在问题的话,他们会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团体以外的人,从而积累仇恨。”这是在建立群众暴力的心理和社会先决条件,”荷马-迪克森说。最后,当局部暴力爆发,或者另一个国家或团体决定入侵时,崩溃就难以避免。

    欧洲靠近非洲,有陆地桥梁通向中东,还与政治更为动荡的东方国家相邻,所以将首先感受到这些压力。美国可能会坚持更长时间,因为它被海洋缓冲区所包围。

    另一种可能是,西方社会不会遭遇暴力、戏剧性的结局。在某些情况下,文明会悄悄消失——直至成为一段历史,而且不会造成多大的轰动。兰德斯说,大英帝国自1918年以来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西方其他国家也可能会走这条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为了应对那些驱动逐步退化的问题,它们将摈弃今天它们珍视的价值观。”西方国家不会崩溃,但顺畅的运行和友好的本质将会消失,因为不平等将会爆发,”兰德斯辩称,”民主、自由的社会将会失败,而像中国这样拥有更强大的政府的国家将是赢家。”

    这些预测和预警信号中的一些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它们已经出现在社会中。虽然荷马-迪克森对世界最近的事态发展并不感到惊讶——他在2006年的书中预测了其中一些——但他并没有预料到这些发展将在2020年中期之前发生。

    然而,西方文明并不是败局已定。荷马-迪克森说,通过理性和科学指导决策,并配以非凡的领导力和卓越的商誉,人类社会有可能保持前进,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和发展。只要我们能够度过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能源回报下降的难关,我们就有可能维护和发展社会。但是,这需要我们抵制住本能的冲动,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仍然要坚持合作,慷慨大方,保持对理性的开放态度。”问题是,当我们经历这些变化时,我们应如何让世界留住某种人道主义?”荷马-迪克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