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有系统改变么？
比方说在2015-2019之间开始？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我们这里不是说崩溃论，而是改变，自身的改变，内在或外在的某种动力。
借用系统这个名词，系统思考是西方科学领域在1969年后逐渐流行的一种思考方法，是西方科学界把东方哲学的因果关系带入了西方科学的片段分析和细化研究方法当中的努力,是西方科学界开始有有意识的实践整体思考的行为。
读者如果对这种思考方式有兴趣可以参考http://systemdynamics.org/这是Jay Forester 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一个思考体系。本文不是介绍这个体系，而是用这种思考方式探讨中国的现状与将来，用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来看中国过去的100年的历史和今天的因果关系。
本文的目的希望提供读者另外一种角度看待中国的历史和将来。同时也试图探讨这样一个因果规律-即社会道德，社会整体思潮和社会思想的精神表现不仅仅是社会的人文走向的表现，也是社会制度结构的决定因素。
美国一个著名思想家系统学家丹娜麦多说：当你处在一个系统之中的时候，后面对于前面的刺激的反馈，永远都是滞后的，你只不过是解决前面制造的问题而已。而大多数的人们无法跳出日常循环所带来的制约。
理论上说只有跳出系统那个本身才能看清这个系统的问题，才可解决这个系统的问题。今天的西方渐渐的抛弃旧科学的片面性，开始通过系统思考来看问题，如同中国古老思想的阴阳平衡理论一样，真正的用一分为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也许人们才有机会更全面的认识这个世界。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 2015年7月到9月间，一个特别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国开始一场静静的革命，既不是茉莉花也不是太阳花，算是蒲公英吧；既不是红色也不是橘色，没有颜色，但是其对社会和未来的深远影响是巨大的，其发生的特点表现在一切似乎是在不经意当中悄悄的发生着。
中国的近百年时局一直是动荡的，但还在一种慢慢消失的道德力量制约下而没有崩溃，而这种旧的体系中慢慢减弱的道德力量已经没有能力再支撑这个庞大的国家体系了，新的道德规范或思想就将在旧的体系的解体中产生。为什么会做这样判断，为什么是2015年，为什么是789月？其实这是提出一个时间点做参考，但2015年有可能是社会思想和物质基础开始成熟的那一年。要认识今天以后的5年，让我们不妨回头100年。
中国100年的系统挣扎
1909：这年的中国是光绪皇帝驾崩的第二年，大清朝的皇权集权体系其实就结束了，民国是在1911年开始的，也是从1909年开始的-因为从1909年起人们的心理已经开始为民国准备了，不要说这个朝代的有识之士，想想还有多少清朝体制内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中坚群体的思想是对大清抱有信心的呢？几乎每个人不都在怀疑这个王朝的未来么？
1911-1949：中国开始从皇权集权体系改变为民国体系的过程，这是朝代的改变-管理代码的改变但还不能说是系统本源代码的改变。中国仍就是封建式的国家，因为人们的思想如此。1911-1949中国是战乱期间，而世界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时的中国思想是活跃的但集中在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民众的思想是愚昧和没有受到教育的贫民，五四运动（1919）如此有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恐怕还不如北京地坛庙会的10分之一人多吧，不过那是历史的尖端，是系统需要动荡，期待改变的前奏。
1949：中国从民国体系进入到共产党一党独裁的集权体系当中，这是在封建式的集权体系在民国时期无法达到分权平衡的集权过程。人民素质，国民经济条件，世界外部环境也导致这个局面。
1949-1978：中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动荡和动乱中度过的，但你没有见到这个体系的崩溃是因为它的系统封闭性就如今天的北韩，加上人们的思想的僵化的，虽然进入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但皇帝还在，只有在毛死后，这种实质的封建式的集权体系才开始无法再有绝对权威的继承了。
1978-1989：在邓的相对权威和党体系保持集权情况下，社会结构和党的内部进行了分权的过程，我们熟习的名词分产承包，包产到户，权力下放，价格改革，都是这个事情的产物，初步的改革人们尝到分权的好处，就在民众希望政治上改变的时候，集权体系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改革因1989年学生运动被镇压而停止。
1989-1999：邓发现回头路没的走，继续经济改革，中小企业和民营发展时期，社会的自由度逐渐放开，经济改革的物欲条件和镇压学运所颠倒的社会正义也启动了社会道德整体开始下滑。江泽民作为共产党的第三代权利核心已经没有了邓的相对权威，因此其更没有什么安全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得江希望能利用集权体系再次对社会上的自由思想和分权行为进行干涉，这最终导致思想控制的再次大规模尝试-也就是对一著名修炼功法信众信仰自由的镇压为标志性的事件。
笔者认为集权体系虽然表面上说物质决定精神，但其是最害怕的是思想的自由，集权体系深知精神对物质制约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针对其内部的自由思想和中国社会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镇压，核心的重点还是对思想自由的镇压。党这个历史怪物虽然表面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并认为只要发展让人们挣到钱，集权体系就可以维持不变，但实质上它最惧怕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这从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三方五反，四清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到镇压各类宗教系统，可以验证并看到规律。
1999年对特定功法修炼者的残酷镇压，实际再次证明了这个党的集权体系是如何的对自由思想的惧怕，同时也代表了集权体系自己的思想核心的逐渐崩溃；这么说的原因是这次镇压和最后的思想控制尝试从开始就遇到前所未有的抵抗，而且现在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即使千方百计妖魔化镇压对象也无从改变这样的事实。
2000-2008： 当权者内部仍然有人认为，发展的速度可以解决政治腐败所代来的问题（陈良宇的案子-2006年为这个惯性化了逗号，2008年奥运会为这个思想化了句号）。从2003年开始共产党内部开始思考速度不是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了，同时胡作为邓的真正继承者无法改变江在权力版图上赖着不走这个事实，也没有自信对江的势力进行制约和碰撞，就此开始考虑自己下来和后邓时代的权力交接的问题了，奥运的圣火其实也点燃了下个阶段权力斗争的开始，埋下了2012年爆发的薄熙来事件的导火线，自此100年过去了（1909-2008）。
2009-2013：这4年的变化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戏剧性的，我的一些朋友还在认为这些是换届出现的短期问题，这算是一种容易假设但是比较肤浅。
这时的中国思想自由的空间因互联网加强和扩大了，物质财富的累积让个体的自信增强了，40年的经济体系开放（1979-2008），导入更多的受教育人口的增加，知识阶层在普通民众中的比例扩大了，政府集权式的控制不可避免的减弱了，周永康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旧体系开始走向命运的末路，这是1999镇压特定功法为其因到镇压者执行者入狱为结果的又一次历史轮回。
但是，2009-2013还不能说是改变的前奏，而是社会整体系统对内部问题的清除和清扫，这样的过程可能要持续到2014年底到2015年年初。
2014年是一个惯性的过程年，应该不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因为你懂得的都发生了呀。
变革会来么？暴力革命会来么？
变革是必然到来的，但是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为什么呢？因为外部环境，内部财富累计的确立，都不适合这种革命了，问题是主动的主导的改变，还是被动的被改变。
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物质基础决定了社会道德精神的变化。这是历史给我们的盲区，其实社会思想的和物质基础互动不可分割，但笔者认为恰恰思想却是各种改变的原始动力，让我们观察这样的历史现象；
- 1949-1978年的集权体系和思想无法承担历史的罪恶和社会和国家经济的贫困底线。人民实际上在思想上厌恶和排斥这个所谓左倾思想了，因此思想解放必然到来。
- 1979-1989的解放思想无法突破旧的集权体系的接受成度，思想解放被压制
- 1989-1998思想解放和自由开始反弹，表现为社会上新兴信仰的出现，和社会思想多元化以及人民对思想自由的追求
- 1999-2014以修炼团体代表的思想自由体系再次被压制和镇压，这个镇压的力度远远大于历次的中共的运动和镇压的力度，因为对于旧的体系来说，对付信仰自由的困难远远大于摆平思想自由运动的困难。
上面对集权思想体系和自由体系互动的简单分析也从另外的角度说明集权思想体系无法承担当今中国社会人文发展，社会财富，人口和其教育程度的内涵的，以致这个体系不断的制造社会动荡。（如果听说的是真的那笔者的观点就和当今王姓国师的观点稍有不同-听说王姓国师比较赞赏集权统治，当然人家思想也不是一句话可以介绍的，思想的自由和管理上的系统统一是不冲突的，但是统治者因为自身的私欲和局限，将他们对立了）
不会是暴力革命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集权体系对一个封闭的皇权体系而言，暴力革命改变皇权是理所当然的的手段；对于一个开放的世界和逐渐摆脱僵化的社会自由思想体系而言，暴力革命是高成本的社会改变，并非自由体系改变集权体系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这不表明改变不会来的不猛烈。
今天对未来来说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一个观点，即社会如有改变的原因和动力一般两点
1）理想主义的使然 2）问题成堆被迫改变
这两点的作用点都和社会的整体思想，社会的人文结构和社会资源结构结合的；也是和社会财富的累积，和社会阶层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在笔者有限的对历史的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各种改变的外在环境虽是物质的但其内在决定却是精神的；换句话说社会思想和情绪的改变和社会道德质量的演变是社会最终走改变的决定因素。
1909 年，社会思潮对旧体制的失望无论是有没有教育程度的人都可以感受的，整个社会处在的贫穷和道德的取向极端化之中，外部世界的环境也是要打破旧秩序试图建立新的秩序，这是系统走向加强不归回路的典型特征，因而导致1911年系统的管理代码的改变，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走到共产党的中国的历史阶段呢？
1949 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思想较为有效的符合了一个贫穷社会的大众心里需要和低成本的重建需要，这是系统走向平衡回路的典型特征。西方阵营已经较为富有了，系统初步形成，而东方和中国的环境处在极端混乱需要重建的状态，进而使得对秩序的要求和一个低成本的社会形势的需要是如此的迫切，而且社会道德需要一个高的目标重建社会秩序。当然，大家都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出身是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是没有理性，无知且也不负责任，而无产阶级和流氓在一起，剩下的就只有暴力和欺骗的手段，但历史就这样走了。1949年后，世界的整体环境，由于东西阵营的对立，使得每个阵营内部的优化都减慢了。
1989开始，中国经过了40年的所谓共产主义实践，证明共产主义中国是一个无法继续的方向，同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也以失败告终了。中国社会既有的道德思想已然被破坏打散没有可以凝聚社会的基础和结构了, 1989-64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了，64也代表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反思的结果，人们希望真正的改革，但也很快就被镇压了，这是系统希望打破平衡进行再回路的一个表现。
1999-2014 是社会道德和信仰自由对集权系统的反击的阶段，这是社会体系作为整体对一个落后的操作系统再次作出的调试反应，这种胶着的状态的形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的体制作为国家和民族体系的内的一个子系统，长期绑架和利用整个系统资源行恶，这个子系统本身不具有自身优化和应用道德内涵，就因为贪婪不断的利用其掌握的系统优势，霸占整个的系统资源，党的体制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由子系统占有整个系统资源，以子系统的利益和目的占有整个系统利益和目的的例子。
2012-2014是社会整体系统作为整体开始苏醒时期，但思想还处在盲目中，但是不让某个子系统继续利用整个系统资源行恶这样的思想已经达成了某种社会潜意识的思想共识。这是中共系统开始清理薄熙来和周永康的原因，而且很大可能还会清理另外更大的一个子系统-一个可以掌握7-8个占中国30%的GDP的省委书记省长，喜欢在各个派系中做调和工作以博取利益的人物，其人水平未必是低的，但是他构造了系统附加的沟通成本并从中牟利，这是系统核心不喜欢的行为，也是系统更新的内在障碍。作为党的体制这个子系统里的子系统，他们试图用他们的系统特征和子系统目的代替党的体制系统特征和系统目的，党的体制作为整体必然清理这样的子系统。
2015-2019年会是系统资源代码的改变开始么？
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电脑的软体已经不适应硬体的发展了，那个软体不愿离开这个硬体，其他更好的软体系统已经在发展自己的程序了，但旧的操作系统不希望改变现状，这种可能性会很长么？不会，这也就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也在试图改变更新的原因，但是如果现在的电脑还用DOS的操作系统为基础的视窗系统，那是无法适应64元运算的硬体系统的。
中国的历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编年史到今天2014年大约2855年。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中国实质上还是封建帝王的社会结构。中国会在以后改变这样的社会结构么？2015年后的短期内是这个变化的开始么？有可能。
这个判断是在过去40年 1979-2008年的每10年社会变动频率基础上的猜测，在过去中国到现在的两千多多年里，中国不过仍然是旧的集权体系延续的过程，思想不断的变化但没有更新，道德不断下落，又不断的试图回到系统主导但不断的失败的演变，这是阴阳反背对东方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在过去100年走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境地：社会道德没有力量重建系统的生机了，那么要么腐败到腐烂，要么更新到重生，而过去100年的事件规律，是前60年每30年变动周期到后40年每十年动荡周期，这种频率是社会结构走向突变的可能曲线。两个年份共参考 2017年， 2020年。
时界呢，世界目前是多元，但美国实际是先进生产力和政治体制的先进代表（不完美但是先进的代表）。世界在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和政治恐怖和暴力压力下，也在期待着某种变革。
新陈代谢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方面说，中国民间思想的开放，自由思想和信仰对集权的挑战就不难理解了，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集权的压迫，必会导致自由的的反抗。
中国如果要改变的更好，党这个子系统已经是所有问题的症结了。这个党如果不能思考其作为整个大系统的的子系统的事实，那么其所面临的历史惩罚是无法避免的。
2015年这个大的系统会不会开始启动其资源代码的改变，笔者无法知道，如果社会的思潮和社会的道德思想开始认识到这是必须改变的时候，那么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当多数个体看到这个党不改变，系统无法更新，整个社会会处在危险之中，有那个系统整体会让下线或子系统的继续浪费整个系统的资源和未来呢？如果有，那也就是一个灭亡的系统。从这样意义上说，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哪个方向。
另外的一个角度，党体制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他们也已经看到了这个方面的变化，他们也有系统思考的能力，因此在2009-2014年的权力重组过程中，认识到仅仅是权力交替已经不能实现系统的稳定了，也就是说不是说抓了判了薄熙来和周永康就没事了，体系不变问题还会重现，因此现任的领导者准备好了国家改革的领导小组，你不能不说这是聪明人的行为，也还不能说他们的目的只是权力交接这么肤浅。
如何处理这个体制是需要智慧的
对于党体制来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做保党，党到底是什么？党原本是社会结构中一种管理群体的组织形式。党就是少数人用来控制多数人的一个系统工具而已，为了保党而保党如同放弃系统目标为了个工具折腾么？保党也可以说是少数人用来阻碍系统更新和变革的借口。
现在保党有好处么？对于其党的所有成员来说，党体制已经是一个没有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的政党了，对于党内的99.8%的成员来说（比例的目的在于说明问题-笔者认为比例只多不少）以前党可以带来现实的一些利益，社会的尊重，现在的大多数人们已经没有这些好处了，而且社会情感上人人在唾弃他们，就算入党是为了向上爬的目的，在这样一个高危险系统里能爬多高多远呢？对于0.2%的党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保党的需要在于权力的延伸和保持，但党本身是一个负价值系统(指其破坏性特征),其类似绞肉机式的权利分配和继承方式，使得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寻求利益对这样的人来说也是危险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看看历史吧，作为个人来说，毛的下场和历史罪恶，邓的历经苦难和制造的苦难，今天的江，胡，习那个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呢？在党内总书记这个高度够高了吧，中共历史上有几个总书记的历史结局是好的？以这个党目前的体制的继续，有谁得到好结果么？
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如果反腐败就要了党的命了，那么党不成了腐败最大的保护伞？ 任何一个领袖和政党把自己作为腐败的最大保护伞是可以持续发展的系统么？
对于这个政党内的精英个体来说，抛弃党实在是一个有极为疯狂行为；对于这个党掌控的政权和政权整体来说其对自由力量恐惧与日俱增，到了不知所措也无法全面掌握的边界。但是与其恐惧不如不如尊重自由力量，并使之成为产生新系统的起点，对于这个政党里面的普通人们来说，他们已经认清旧系统的惯性和霸权特征，也知道个体自由的选择性，只是没有机会和支点而已，这就是笔者对当前人们思想特征的观察。
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得不保留这个工具的存在那么就必须改变这个工具的内涵和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新的系统目标，道德内涵，和道德准则，否则任何外在的改变都没有可持续性的意义。
系统会失控么？
人们对自由是向往的，但是对系统失控是恐惧的。其实自由的精神本身即定义了自由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的责任；当人们有了自由精神和自由权利的时候，也必然要承担起自由的责任，这是自由体系的成功之道，也是有自由信仰社会的系统优势。
与其保护一个负的走向败亡的政党系统，不如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中改变它，是旧体系上重建或开始一个新的体系呢？ 开始一个新的成本在今天似乎是要少很多，但需要考虑旧体系的阻碍成本，此外渐变并非不可以，主动改变的改变形式有可能是渐变性的，而被动的改变会使得事务的走向趋向突变。
旧体系自身总是希望能够不彻底改变自己的情况下达到系统的更新，这是任何一个旧体系的思维盲点，在此意义上说体制内的人不跳出这个体制看问题即使再聪明也没有历史的先机。
中国在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的最后，来一个秦始皇么和戈尔巴乔夫类的人物可能都不大现实；中国需要一个乔治华盛顿式有勇气和远见的人物，这样的人会不会出现笔者不敢保证，但是我敢说大多数人在心理上和个体自由的认知上已经和1969，1979，1989，和1999年的时候又不一样了，90后开始走向历史的舞台，自我意识的优先和社会道德的崩盘已经是明明白白看到的现象，这个时代的独特在于中国和世界连着的，旧的和新的在同一个环境的环节上各自挣扎者，谁会是最后的王者？ 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了旧的是什么，也不工作了，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新的时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相信肯定不是眼下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2015-2019是这个社会的思潮开始抛弃旧体系的开始。
磐 2014.05.02写于旧金山 2015 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