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学术界对眼下的改革开放之进程颇有微词，甚至有一些人明里暗里指责改革开放在倒退。我想眼下的改革开放进程与激进派学者的预期相比应该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家安排改革开放首先考虑的不是其进程，而是如何维护政权的稳定。很少有政治家将下野当作自己执政的使命的。这一点应该是学界进行政论的出发点。
有相当一批学者这些年来认为改革开放在倒退，说实在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一步不容易，要倒退一步也很困难, 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违，将改革开放的车轮倒转。应该说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人偷吃了“禁果”，大部分人尝到了自由的甜头，今天没有人有能力再把国家的大门关闭。40年前的中国人不要说到外国旅游，就是在国内走动走动都需要携带单位开的介绍信，否则，寸步难行。
那个年代，涉外酒店是不允许普通的中国人进入的。我一度质疑学校的教科书上批判当年的外国租借区的所谓“华人与狗不的入内”的歧视，在新中国为什么被完好地继承下来？解放前是外国人歧视中国人，后来是中国人歧视自己，难道不是吗？然而今天，进入高级酒店入住的大都是中国人。这种歧视基本不存在。
40年前，一些中国人利用收音机的短波收听国外的广播，但那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把绝大部分的外国广播定义为敌台，如果被人揭发举报，偷听敌台的人有可能被逮捕甚至入狱。然而今天，人们不再偷听敌台，而是直接上网，有些国外网站被屏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监管部门可以屏蔽一些网站，但这种技术不是绝对的，网络使用者会以特殊的技术突破重围。我们很少听说有人因为翻墙而入狱。更何况每年有1亿多人次到海外观光旅游，信息封锁犹如掩耳盗铃，所以说中国社会一直在进步，只是其步伐比预期的要慢。我们只能慢慢来。
我要说：改革开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按李克强总理的说法，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阶段。这话不错，有人把改革开放形容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说法很形象。换句话说，以往的改革是先易后难，不容易显成效的改革往往被搁置。所以，今天遗留下来的需要改革的多半是顽疾。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同于40年前，社会更透明，言论更自由，其结果是政治领袖更担心决策的失败。如果说40年前的政治领袖还有勇气冒险的话，今天的政治领袖恐怕更担心决策上的失误和失败而导致社会的混乱，而只要推动改革到处都是既得利益集团。
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很容易发现今天的改革几乎处在原地踏步走的状态，因为没有人敢为可能犯的错误而负责。不过应该说40年前的改革开放需要的是领袖人物的勇气，今天的改革更需要领袖人物的智慧。然而，和平时期的政治领袖更擅长地是搞平衡，而不是抉择冒风险。
长此以往，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众恨官仇富，官员最担心的是被群众或同事的举报。有人说，中国用30-40年的时间走完了工业化国家用200年才走完的道路，但是物极必反。中国社会的矛盾相当一部分来自发展的速度太快，几乎所有人都担心自己成为“剩男剩女”。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1949年以后的近70年中，1978年以前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1978年以后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有效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物质欲望。仇恨+欲望，对于政治领袖来说，统治这个社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人要问明天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我相信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中国拒绝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即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那中国需要寻找第三条路。有一点是肯定的，把马克思和列宁定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嫁接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四不像，绝对行不通。我想如果政治领袖不愿意自己领导的政党下野，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与民争利。第三条路在哪儿？谁也不知道，用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来表述的话就是边走边看。这世界上有没有第三条路都很难说，我想很可能是中国需要下大功夫启蒙自己的人民，因为要整个民族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