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前掌权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迅速控制了中国这个党国的各个制高点，接管了军队、外交政策、国内安全和一个令人生畏的反腐委员会。
在把决策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的同时，习近平还做了一件事：掌管经济政策。他的两位前任在他们漫长的执政时期从来没这么做过。
在政治上，习近平的威权主义本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自毛泽东以来，中国领导人总会在高级领导人中面临竞争对手。但准备在今秋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第二个五年任期的习近平，似乎没有了竞争对手。
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在军队的结构和人事上推行了多项几十年一遇的改革、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并发起了自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腐运动。
但说到经济政策，习近平远不像在政治上那么强硬、大胆。了解个中原因有助于洞察习近平和共产党由来已久的缺陷：尽管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经济依然是毛泽东和市场结合的产物，令人不安，却难以在不对一党制构成巨大威胁的情况下重新调整。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进展，令灾难预言者落空。财产权被放开，允许住宅自有。同时，在共产党强大的互联网防火墙后面，企业家们建立了一个不谈政治、对应用程序友好的经济。就连党政官僚都可能喜欢这种经济。
最深刻的变化是私营领域的增长。据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在从1998年开始的10年里，国企就业人数减少63%，而私企和外企的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44%和202%。换句话说，商业取代国家，成为增长和就业的主要动力，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了。
尽管私有领域实现了这样的增长，但国营企业依然是中国经济的中心，至少占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一，其中很多都来自仅从商业上考虑的话难以维继的企业。
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来说，让大量所谓的僵尸企业存活下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它们不仅拖累金融体系——通过贷款延期，让它们维持运转——还会导致资金不在居民家庭，而是在国家手里。
金融体系还偏爱投资和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而不是消费。产能过剩进而会影响全球经济。
中国的僵尸企业普遍不是家喻户晓的企业。它们通常是北方和中部省份的小企业，远离繁荣的沿海地区，集中在钢铁、水泥、煤炭、金属和玻璃等行业。
“亏得越多，能借到的越多，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唯一办法，”经济学家何帆写道；他指的就是僵尸企业。他估计，在国内上市的企业中，至少10%像“行尸走肉”。
让国营部门维持运转的决心，是中国经济存在的顽疾，即习惯通过债务保持高速增长，以及在私人投资下滑时行政国家依靠国营部门刺激经济的根源。
过去一年里，经济放缓，国营部门复苏，投资同比增长25%，而私企的增长只有大约3%。
习近平几乎未表现出对国营部门采取动作的兴趣。最明显的解释是意识形态上的：作为一名职业共产党人，他依然偏爱国家所有制，视其为一种政治控制形式。
国营领域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特殊利益，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深处盘根交错，导致挑战和压缩其规模的难度增加。
党员干部也许今天还管理着一家国有石油公司，明天就被任命为省长。近年来，电信和能源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常在党的指示下突然互换岗位，就好比美国斯普林特(Sprint)和威瑞森(Verizon)的首席执行官早上醒来时管理着一家公司，晚上睡觉时负责的已经是竞争对手了。
大型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还保留着在党中央的职务，这必然让他们能够参与重大经济决策。
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按照企业的盈利分配资金，很多僵尸企业早就倒闭了。但对习近平和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来说，商业盈利只是一方面的考虑。它们所在地区的政治稳定同等重要。
习近平的一些支持者认为，他在第一届任期内把经济改革的地位放在巩固党的控制和反腐之下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说，通过打造一个更强大、更清廉的共产党，习近平为自己在第二届任期里进行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但对经济和法律改革来说，无论顺序如何，巩固党的控制都不是好兆头。事实恰恰相反，习近平巩固党的控制的行为，本能地促使经济决策朝更加保守的方向发展。
换句话说，习近平并没有削弱党的控制，在指定的少数人之外的范围内更广泛地共享权力。他的第二届五年任期将于今年年底开始。在此之前，他正在巩固相关制度，以确保它能在精英的手里走进未来，这个结果只会损害经济。
最终，习近平需要决定他是想成为政治强人，还是经济改革家。他只能二选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