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解密档案,可否改变香港的未来?

    1997年7月1日起,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情。然而,现在没有太多人会想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中国和英国政府曾经对1997年后的香港,有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想像。这些历史,看似时代不够久远,难获教科书青睐。此外,事过境迁,曾经参与谈判的人也难以一一忆述细节。幸好,那个年代很多政府文件储存了在世界各地的资料库,透过梳理这些排山倒海的档案,可以重见天日。

    今年2月,香港的民主党派香港众志(Demosisto)、本土研究社(Liber Research Community)及一群青年学人发起香港前途研究计划,以众筹方式募集资金,透过到英国、美国、澳洲等地的档案资料馆收集解密档案,重组与香港前途相关的历史,希望加深香港社会对历史及身份的认识,并扩阔对香港社会——尤其是2047后香港状况的想像。

    “我们如何透过重组这段历史,继而找出将来的出路,非常重要,”发起人之一、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他还说,“希望让海外关心香港的年轻人,有多些贡献的方法。”

    虽然香港众志和本土研究社是发起人,但大部份参与者并不属于这两个组织,而是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香港人。上个月,两个组织的代表到了伦敦,示范如何收集档案,并争取更多公众支持。本土研究社负责人陈剑青(Kim-Ching Chan)说,那次旅程,他们已收集了近200份解密档案。

    这群学院以外的研究者,最终寄望将收集回来的史料,建立成一个资料库,供公众查阅。另外,他们也希望透过视觉化、动画等技术,将历史带来的启示,以简单易明的方法,展现在大众眼前。现时,他们的众筹计划已筹得逾17万港币,足以完成档案收集工作。然而,要完成第二部份建立资料库及视觉化的计划,则要50万港币。

    这个计划主要关注五个范畴:香港主权和前途、政治和法治安排、中港关系、城市议题及其他社会议题,例如同志平权。另外,本土研究社研究员黄肇鸿(Brian Wong)表示,英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建立边防而深入研究新界,包括那里的人口、经济结构、产业等,翻查这些档案可以帮助理解和重组当时的社会状况。

    最近,黄之锋、陈剑青及黄肇鸿在本土研究社办公室接受访问,以下对话经删减及编辑。

    问:这个研究计划是如何开始的?有什么目标?

    黄肇鸿:这个计划的开始完全是一个意外。2016年9月,我和剑青到英国,主要是放假,顺道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找与新界相关的文件。看资料时发现,新界问题必需放在整个社会脉络理解。例如土地契约问题,新界以前是租借地,早于1920年代,英国政府已担心能否留住新界,思考应否发展,因为他们只是拓管(中英1898年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编注)。到了20世纪末,讨论香港前途问题时,新界问题又重新浮面。然后,我们发现香港前途问题,在今天看来,有很多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例如回归是必然会发生,但旧档案显示其实曾经出现过很多选择。香港人对这些选择没什么印象,但我们认为那些历史对我们反思二次前途问题颇有价值。

    黄之锋:在罗冠聪(Nathan Law)当选立法会议员后,香港众志在思考有什么范畴的工作可以开展。面对香港二次前途问题,除了两种主流论述——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份,和英国人出卖香港——我们还有其他理解香港未来的方式吗?要理解未来,也就要参考历史。令我感受很深的是,香港的中学中国历史课程,从来不会提及香港前途问题,只会简单地说“香港要回归,所以有回归”,但历史从来不是必然无误的事情。我们讨论自决,也会思考为何香港失去了自决权,7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研究。政治团体很少推动研究计划,但我们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推动一个群众运动、与公民社会互相结连,必需有一个扎实的论述基础。

    问:这个计划希望回应或解决什么问题?

    陈剑青:从历史来看,2047并不是死线,而是一直在变动的事情。例如,2047前已经要思考一堆问题,新的中港关系之类。

    处理2047,其实是要处理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管治,即以什么方式营运这个城市。我们可以透过看历史档案,可能是港英时代的管治,或者中国对香港管治的构想,得到一些启示、路径。另外,香港现时面对的问题是,在未来的进程,中国有一种既定轨迹希望香港走,例如粤港澳一体化。透过档案,我们可以看到港英和中方之间的早期中港互动。这是很好的参照,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理解双方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城市政策偏向顾全内地,未来也预计到更多一体化的蓝图。但这是否唯一出路?这些都可在档案参照。

    黄之锋:具体一点,中英双方1984年已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如果我们要讨论2047的问题,也只剩下十多年了。对自决派,或香港的民主运动而言,大家对香港未来的想像,除了普选,到底有什么蓝图呢?从土地问题,到社经政策、公共财政,上世纪的讨论是怎样?以前参与过基本法起草的人,也无法覆述整个社会脉络的进程。所以,我们需要像砌拼图一样,重构上世纪发生的事情。

    外国传媒经常形容,雨伞运动后的一代已全部进入议会,实际上也是如此。那么,在议会路线以外,我们能怎样推进论述呢?我认为这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上世纪的民主派在八九十年代进入议会后,就是被吸纳了。社会没有了压力团体,全部变成政党。新世代的民主运动、抗争,也面对相同的危机。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计划,让不同人,包括在海外的年青人,也可以有推动香港公民社会的角色。

    问:你们的团队架构是怎样?

    陈剑青:我们有三个工作小组。第一个是档案考挖小组,在伦敦、美国、澳洲、台湾及香港五个地点各有小队。例如,我们上次在伦敦见了一些留学生,他们会定期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第二个小组,则是我们在香港的部分,负责整理档案,包括加标签及抽取一些重要档案,例如中英联合声明第一稿、1956年内部对荃湾暴动的检讨等。这部分极需时间,但对不同研究人员很有裨益。第三个小组,则是负责从档案发展一些对当下问题有意思的论述,有一群年青学人在持续进行。

    问:资料搜集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黄肇鸿:由于香港没有档案法,很多政府官员的想法、讨论内容都无法公诸于世。我们在香港档案资料馆,也实在找不到什么资料。例如我们想找政改的相关资料,60年代以来都有讨论,但在档案资料馆查“政改”可能只有十多个结果,而且是从英国买回来的档案,不是香港本地的档案。完全无法得知港英政府当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资料、如何和英国沟通,整个历史脉络就消失了。在英国,档案资料库会显示有什么档案,可能要30年后才看到,但至少知道它存在。在香港,我们连什么档案存在也不会知道。如果(政府官员)知道公众在30年后会看到他们的会议纪录,他们说每一句话也会小心翼翼,觉得要顾虑公众观感,不会肆无忌惮。

    问:目前为止,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黄肇鸿:有些文件对现在香港的争执颇有启示。相当惊喜的是中英联合声明第一稿(1984年初),由英国政府草拟,仔细得像基本法,包括香港要三权分立、香港法官应如何委任等细节。这些细节,如果真的写了在中英联合声明,就会有很大影响,代表英国有权参与香港1997年后的管治。其实,这也和整份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一致,即香港要平稳过渡。当然,中方反对(第一稿),所以最后变了非常模糊的说法,例如50年不变,其他细节留待基本法厘清。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曾经出现过的想法,即中国和英国如何想像和看待1997年后的香港,那我们现在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就不会大海捞针,没有定位。当时英国政府的构想,其实相当符合现在的香港民情。香港人就是希望河水不犯井水,50年不变。

    另外,中国是希望1984年开始50年不变,而不是1997年。有一份档案显示中方希望1984年开始逐步接管香港,到1997年全面接管。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关于立法会功能组别的档案,但仍在分析中。香港社会一直在讨论应否废除功能组别,但英国的初期文件显示,功能组别似乎只是政改的一个步骤。我们仍在考证,但若有结果,例如证实在英国的构想中,功能组别只是一个中途站,那对香港的政制讨论也会有一定启示。

    问:这个计划和香港的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

    黄之锋:在民主进程里,最大争议就是民主派应否拉拢商界。现在大家觉得要制造一个政治机会,令香港可以加快民主进程、减慢香港变差。那么,上世纪80年代时,本地资本家面对香港前途问题、中港互动又有什么取态呢?以前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有什么分别?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对这些事情是没有概念的。然而,当我们提到捍卫香港核心价值,我们对本地资本家的判断,可能要回到历史轨迹,再决定如何走下去。

    特首选举后,很多人发现香港人未必是想要完整的民主制度,或一种根本的制度改革。香港人可能只是想要回到(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管治香港的时代,某程度上就是一种对殖民地的美好幻想。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刻,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希望可以对香港人的解殖(decolonization)过程有些贡献,以及令大家反思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要一个明君拯救香港,还是要一个彻底的制度改革?到底香港在上世纪面对什么结构性问题,也是需要梳理的。对香港众志而言,要推动香港前途自决和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先要知道香港失去自决权的脉络。这正是和档案息息相关。我们希望可以带出历史的真实面貌。